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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责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

2001年4月18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美国关心枪支管制的人和历史学家来说,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这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美国历史学界最负盛名的著作奖--班拉克拉夫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颁给了美国艾默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迈克尔·贝勒斯雷斯(michael a. bellesiles)的大作:《武装美国:全民枪文化的起源》( arming america: the origins of a national gun culture)。但就在颁奖仪式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保守派人士召开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讨论会,请几位历史学家专门批评该书。更妙的是,美国专门播放公共政治事务的电视台c-span 2 在第二天(星期天)晚上的黄金时间,专门报道了颁奖和批评会的情况。
    虽然班拉克拉夫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获奖者也可以立马成为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但历史学毕竟不是“显学” ,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奖的社会影响根本无法和普立策奖或全美图书奖相提并论。那么,此书可以会引起美国媒体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如此注意?这话还要从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说起。
    一、美国独特的枪文化我们知道,美国独特的枪文化令美国人头痛不已。接二连三的校园枪击案,推动了美国社会要求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之一--全国来福枪协会(nra,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通过游说保守的共和党议员,竭力阻止国会通过任何妨碍他们利益的立法。结果,枪支管制和妇女堕胎等社会问题一样,居然成为冷战后美国一个全国上下关注的政治问题,两派经常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保守派认为这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开明派(liberals)认为,它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是美国凶杀案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来福枪协会之所以有恃无恐,最主要的是由于《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这个尚方宝剑撑腰,该条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一个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须,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但反对者认为,这只是指民兵可以拥有武器,并不是说每个个人也可以拥有。但这一解释不占主流,持枪权200多年了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人基本的宪法权利。
    二、一书激起千层浪要弄清楚持枪权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它的历史渊源,而这恰恰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不够的题目。于是,贝勒斯雷斯博士抓住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题材”,紧扣时代主题,以此为题,出版大作《武装美国:全民枪文化的起源》,考察了从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到1877年为止美国枪文化的发展。他的基本看法是,枪文化并不是美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固有的部分,它实际上是对由联邦政府监督下的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的反映。特别是由于美国内战,社会对武器的需求有了急剧的增长,枪支数量越来越多。这一结论挑战了美国成年男子都拥有武器的神话,特别是在殖民时代,美国人很少拥有可以使用的枪支。因此,美国的枪文化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传统”(an invented tradition)。
    在出书之前,1996年他就以此为题在美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杂志《美国历史杂志》(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论文,并获得美国历史学者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oah,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协会) 本年度最佳论文奖(best article of the year)。大作出版后,更是好评如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发表了专家赞扬性书评,强调作者所用的遗嘱资料说服力强,“绝对新颖,引人入胜” 。 连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殖民地史研究泰斗 edmund morgan都在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文赞扬该书“资料无与伦比,尤以遗嘱记录为最佳”。由于这一题目的现实社会意义,更是由于这一结论支持了自由派严格枪支管制的主张,于是,受到了有关利益团体异乎寻常的关注。
    一些法律学者说,这一观点可能会影响联邦法院对最近几件挑战枪支管制法律的判决;枪支管制倡导者更是兴高采烈,对美国的枪文化不过是“认为制造的传统” 观点大为赞赏,主张枪支管制的主要利益集团之一--阻止手枪暴力中心(center to prevent handgun violence)和美国律师协会(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2000年2月,专门召开讨论会,请贝勒斯雷斯和其他著名历史学家共同讨论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真正含义。(详情见www.gunlawsuits.org)
    由于溢美之词主要来自开明派学者,不免使保守派怀疑这种赞扬是否是因为它确认了前者长期以来坚持的一种信念: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只保护集体的持枪权,而个人的持枪权在宪法起草和批准过程中并不重要。这一怀疑不无道理,因为贝勒斯雷斯得出的结论,的确是石破惊天,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两派在枪支管制问题上争论的胜败。反对枪支管制的人愤愤不平,认为贝勒斯雷斯的研究是个阴谋,想证明如果殖民地时代只有极少人拥有枪支的话,那么,宪法的制定者可能无意把“持枪权”应用到个人。
    俗话说,树大招风。引起学界和社会如此反响的著作自然会引来一些“好事者” 挑剔的审查,更何况此书涉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一些怀疑贝勒斯雷斯研究结论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化了一年的时间,亲自核对了他所利用的一些资料,发现贝勒斯雷斯不仅非常严重地滥用史料,而且有编造之嫌。他们表示,如果全面彻底地核查的话,作者的这项研究可能是近年来美国人文学术界最恶劣的丑闻。
    但贝勒斯雷斯坚决否认他有意误用史料,指出他著作中存在的史料问题并不会比任何同一类型和篇幅的学术著作中可能发现的类似问题更为严重。他反驳说,对他的批评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的动机。同时也强调自己的著作的学术性,绝非是为了证明枪支控制论者的正确,为此,他特别提到他本人就是枪支爱好者,收藏有五杆枪,并经常打打靶和打飞碟。他告诉记者,当他发现他书的套封上写着:“此书是来福枪协会的恶梦”时,深感害怕,“觉得自己作为历史学者无意中迈进了雷区” 。在美国来福枪协会警告它的会员有这样一本书时,贝勒斯雷斯不断接到威胁性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以至于他不得不改变电话和电邮地址。同时他也求助于历史学会,美国最大的两家历史学家组织――美国历史学者者组织(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分别通过特别的决议,谴责这种针对历史学家的骚扰行为,要求保护历史学者的正当权益。
    三、批评家穷追猛打

毫无疑问,如果贝勒斯雷斯的著作不是涉及到枪支管制这样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不是受到广泛赞扬从而引起普遍注意的话,大概是不会引发其他学者对其著作进行严格审核的。指出其著作存在严重问题的学者既有出于政治动机的保守派人士,也有主张枪支管制的开明派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受有关利益集团的指使。他们之所以产生怀疑,是源于贝勒斯雷斯自己的说法。他声称,他一共读了1.117万份死后财产清单(遗嘱清单,probate inventories),这些文件分散在全美40个县中。他发现在1765-17901年间,只有14%的财产清单中列有枪支,而且这“其中一半以上(53%)的枪支是坏的和有其他问题” 。这一说法作为核心观点被评论家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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