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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责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2)


    

衡量其结论是否准确,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史料是否确凿。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唯一的评价办法。当那些好事的历史学者开始想核实贝勒斯雷斯的研究资料时,他们遇到了麻烦。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利用电脑处理统计数据不同,贝勒斯雷斯称他把所有的数据全记在普通的笔记本上,而他的办公室在5月因一场水管爆裂而被淹,殃及这些笔记本,因此他手头没有有关数据记录。于是,他们又希望 贝勒斯雷斯告诉他们原始出处,以便能够核实。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贝勒斯雷斯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他说他所研究的40个县的资料都已制成缩微胶卷,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位于乔治亚州的联邦档案中心(the federal archives in east point, ga)。在其他学者发现那里没有这些文献后,他承认自己的记忆有误,改口说他是在全国30个州和县的档案馆查阅的原件,而非缩微胶卷。人们难免满腹狐疑,因为一个历史学者这么可能忘记自己的研究资料是在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档案中心,还是在全国30多个地方收集的?
    后来,贝勒斯雷斯又在自己的主页上公布了一些残存和新收集的遗嘱清单资料,说明自己的确掌握不少有关文献,没想到这一做法被批评者视为欲盖弥彰,他们又在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严重的问题。对此,他先是承认资料有误,接下来却又说可能有黑客侵袭他的主页,窜改了他的资料。
    但批评者仍不甘心,利用可以找到的资料进行核对,发现失误惊人。而且,这些失误恰好都是用来作为支持作者观点的证据。以罗得岛 providence县为例, 贝勒斯雷斯的书称,1680到1730年,186份遗产清单中,财产主人都是男性,其中只有90份提到了枪支,其中一半以上被遗产清理者评估为“过时和质量很糟” 。但至少有三位学者各自独立地研究了同一档案,却发现财产主人中有17人为女性,提到枪支的清单也远比贝勒斯雷斯所称的要多,而且只有9%的枪支是“过时和质量很糟”。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他著作中的失误不论是数量还是范围都是“非同寻常的” 。
    如果说这些失误还可以找到借口的话,那么作者所引用的旧金山的资料却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他一再强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级法院中,他查阅了1840-1850年代数百份遗产清单。在这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些文献实际上已经毁于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及随后的大火,用旧金山高级法院的负责人的话说,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一位出版过三本有关旧金山地区遗产清单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称,在1880年以前,并不存在有关遗产清单的正式记录,1880-1905年的记录虽然有,但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贝勒斯雷斯又改口说自己记性不好,这些文件应该是在sutro library中。但该馆的馆员告诉记者,他们编有1850年以来旧金山地区所有遗产清单的目录,但都没有提到拥有枪支的情况。这就是说,这些文献不可能成为贝勒斯雷斯研究的资料。旧金山文献并不是唯一一个作者声称用过,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例子。
    《波士顿环球报》披露了另外一个蹊跷的问题。由于他的辩解漏洞百出,贝勒斯雷斯所面对学界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他请求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ohio state university )randolph roth 为他辩护。roth称,如果贝勒斯雷斯告知其所使用的佛蒙特州(vermont)的文献, 他会自费去核对这些文献,如果属实,他愿意撰文为他洗冤。出乎意料,贝勒斯雷斯拒绝roth的善意。这不能不令人更加怀疑。
    原来那些为他的研究大唱赞歌的历史学者,也开始退缩了。斯坦福大学教授jack rakove一方面继续赞扬《武装美国》“提出了美国生活和文化中武器所扮演的作用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遗嘱清单的问题” 。但他也承认,贝勒斯雷斯应对他的批评者作出远比目前所作的更为充分的回应。
    贝勒斯雷斯还给调查此事的记者10位学者的名单,说他们很了解其研究的意义,也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而不要只注意一面之词。记者用电话联系到了其中的6个人,发现他们或者对其研究工作持负面态度,但并没有指控其编造;或者不再给予赞扬,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反驳说有关的批评是不实之词。
    贝勒斯雷斯所在的艾默利大学――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南方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在社会压力下,开始要求他作出适当的解释。该校历史系主任要求贝勒斯雷斯在合适的专业刊物上,对所有的批评做出一项“合理的、规范的、详细的、逐一回应。” 但是,他在美国历史学者协会通讯上的回应,集中在保守派对他的骚扰,而不是学者对其著作的严肃批评。
    四、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之间目前,围绕着贝勒斯雷斯著作的争论还在进行。但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明确,那就是贝勒斯雷斯在史料处理上,非常不严肃。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问题,只是认为这是局部问题。因此,2001年出版的平装本中,作了改动,比如删掉了罗得岛 providence那部分材料。问题现在集中在对贝勒斯雷斯批评是否公允;其次是他的应用史料上的问题是正常失误,也就是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性质严重的有意编造?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cornell虽然没有指出批评者的具体错误,但是认为,一些批评“出于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即使 贝勒斯雷斯被证明错了,即使他的书存在瑕疵,这仍然是本重要的著作,推动了讨论,就此,我们所有的人也应感谢他激发了对问题的辩论” 。但斯坦福大学教授、1997年普立策历史著作奖获得者jack rakove和其他一些批评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滥用和曲解史料“是个大问题”, 贝勒斯雷斯必须对对此负责并作出表态。
    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权威期刊《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 mary quarterly)即将就《武装美国》的史料及运用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如果学术界最终形成共识,认定《武装美国》是一本有严重缺陷、甚至是作假的书,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艾默利大学校方也不得不表示,一定会严肃处理。
    鉴于班克罗夫特奖是美国历史研究最有声望的奖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获奖著作受到如此多的非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不得不把那些逐一指出《武装美国》失误的文章及相关文件的资料,整理成册,送给2001年的三位评奖人,请他们明鉴。
    这场争论的确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武装美国》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如此器重,显然是因为它证明了美国持枪权争论中,开明派的观点,同样,它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挑剔,也是因为社会上的保守派揪着不放,学术界对获奖著作的高要求。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挖苦说,“如果历史研究的目的是重建一个与某个人偏见相适合的过去的话,那么,贝勒斯雷斯 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成功。但这显然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只有理解这一点的人才有勇气承认:《武装美国》已经被它自身的不诚实解除了武装”。
    如果冷静地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应该说,贝勒斯雷斯在材料使用上的确有创新,特别是利用学者原来所忽视的遗产清单的资料,来研究缺少枪支具体统计资料的枪支拥有问题,是有价值的。对贝勒斯雷斯,问题可能是在最初的研究引起学界高度评价后,他在下意识里急于扩大“研究战果”,产生更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结果,在有关的材料、特别是遗嘱清单档案使用上,饥不择食,出现严重差错,结果授人以柄,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声誉。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确印证了资中筠教授对学术界的精彩评论:“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贝勒斯雷斯研究枪文化时,不可能不知道的这一问题的社会价值所在。历史学家也有权利、甚至是有责任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作出回答。但问题是,如何回答?如何尽可能地祛除个人的价值偏见(value free)?如何不受主导思潮的影响和左右?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既可以给学者带来一般普通研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名望,但同样,也可能面临着更为挑剔的批评的、甚至是攻击。当然,学者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现实中,不可能保持绝对的中立和自省,但学者又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的职业要求是对真实而非现实负责,对历史而非观念负责,作为现代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历史传统价值的阐释者,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塑造和改变社会的潮流和观念,因此,对他们理应提出更高的职业伦理的要求。
    

因此,对贝勒斯雷斯的批评不能全部归咎于保守派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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