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后，岑春蓂也曾上下沟通，左右联络，但未能及时收到积极效果。清廷将他先行开缺，听候查办，命湖北布政使杨文鼎暂署湖南巡抚，亦于实事无补。周边各省督抚的援助也是缓不济急。像长沙抢米风潮这样的突发性民变事件，主体是广大饥民，不可能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明确的政治宗旨，一般都呈现明显的突变性特征，犹如暴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的事变发生后，要指望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邻省的及时援助并不现实，而主要应该依靠地方官府与绅士合作这一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但遗憾的是，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湖南官绅积怨甚深，矛盾不可调和。
岑春蓂庸碌无能，凭借其父（岑毓英）、兄（岑春煊）的关系才做了湖南巡抚，与当地绅士多有嫌隙。相比之下，在湖南官绅界，布政使庄赓良人缘则有胜于岑春蓂，尤其与旧绅士气味相投。岑春蓂自以为背后有靠山，平日总是瞧不起庄赓良。庄与他嫌隙已久，急欲乘机取而代之。
抢米风潮发生后，岑春蓂应对乖方，威信扫地，既无力控制局势，又不能依靠绅士和衷共济，共渡难关。湘绅们却肆意怂恿庄赓良，倾力排挤岑春蓂，一面逼岑交权与庄，一面致电清廷恳请以庄代岑。而且，湘绅们还在民变中直接拨弄事端，暗中起哄，惟恐天下不乱，致使湖南官府无法控制事态发展。
四、善后失策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但并没有收到实效，反而引起湖南绅民普遍不满，官绅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发生动摇。
其一，官府四处张罗赈济饥民，绅士并不积极配合。官府首先采取的应急举措，就是抑制米价，设厂平粜，严禁抬价居奇与垄断图利，但地方绅士反应并不积极。这与湘绅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当时叶德辉家存谷一万多石，杨巩家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般米商也存粮不少。官绅不睦，彼此推诿，绅富囤积居奇，官府平粜赈饥之举自然难有作为。
其二，对外赔款引起绅民普遍不满。长沙抢米风潮波及外国领事馆及洋行、教堂，中外交涉势所必然。从晚清中外交涉成例来看，其结果总是难免赔款。问题是赔款应该由谁来承担，是由清朝中央度支部拨款，还是由肇祸之湖南官吏赔偿？各界议论纷纭。度支部尚书载泽特别申明应责成湘抚自行筹划。湖南绅民与民间舆论则普遍主张由岑春蓂等负担。后来，署鄂督瑞澂、湘抚杨文鼎奏请由大清银行暂借一百二十万两，由湖南分三年归还本息。复与英、美、法、德、日、挪威六国交涉，共议给赔款银八十余万两。这笔钱最终还是转嫁到湖南绅民头上。
其三，查办湖南官绅和重新调整官绅关系，进一步激化了官绅矛盾。首先，清廷派湖北布政使杨文鼎任湖南巡抚，遭到湘绅反对和抵制。他们一致给鄂督瑞澂去电，请代奏收回成命，遭到瑞澂申斥，杨文鼎履新如故。后来，杨文鼎终因与湘绅叶德辉、王先谦等嫌隙难弥，不得不与陕西巡抚余诚格互调，离开湖南。其次，对于朝廷仅将岑春蓂与庄赓良革职，湖南绅民颇不满意。时论多以处分太轻，可谓“罚不当罪”，而历数岑、庄罪状，力主严惩。再次，清廷谕令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吏部主事叶德辉、候选道杨巩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使湘绅极为不满。王先谦牢骚满腹，自称“无端受累”、“代人受过”，并拟呈稿，派人上控都察院。叶德辉则致书友人诉说冤情，宣称“湘祸之奇，千古未有”。孔宪教也写有“辨诬”信，到处散发。湖南自湘军兴起后，绅权益盛。严惩长沙抢米风潮中肇事的旧绅士，是清政府有意抑制湖南绅权的举措。为此，旧绅首领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官府怨恨进一步加深。官绅关系的破裂，使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产生了动摇。有人认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结果是官、绅、民三输。其实，最大的输家是清政府。
五、几点教训
一是清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在湘鄂两个省区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中央政府未能进行有效调控。
二是湖南地方政府即时应对不得力。官府内部勾心斗角，又与绅士矛盾激化，致使民变事件无法控制。
三是没有处理好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湖南新、旧绅士阶层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利益集团，在民变中扮演的角色，与其权力与利益得失密切相关。旧绅士向来反对维新、新政与立宪，清廷以其“挟私酿乱”，予以严惩，使其逐渐疏离官府。新绅士代表则对宪政期望甚高，长沙抢米风潮之时，正是立宪派发动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之际。然而，三次国会大请愿均以失败告终，断绝了立宪派要求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加剧了其对清廷的离心倾向。
四是没有顾及民生问题。长沙饥民暴动和普通民众参与抢米风潮的原因，显然与官场腐败和列强殖民侵略直接相关。一方面，灾荒使米粮缺乏，而官府仍出口不绝，民众颇不满意。另一方面，在长沙修建新式学堂、教堂与英国领事馆等西式建筑，官府与列强勾结，由外地雇工修造，使长沙本地泥木工人积愤不平。
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典型的民变事件，反映出清王朝统治内在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集中显现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官府与绅士的矛盾、官绅与民众的矛盾、新旧绅士之间的矛盾，以及绅民与列强的矛盾，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绅矛盾的激化与官绅关系的破裂，严重动摇了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对清王朝统治的影响是致命的。就在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次年，武昌首义爆发，湖南迅速宣布独立，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从其社会政治结构内在演变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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