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瑞昕]借墓游春的民俗学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43 中华文史网 2007-10-31 叶瑞昕 参加讨论
唐末诗人韦庄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表明清明时节踏青游春并不以帝王禁令为转移，在民间仍然在蓬勃发展。到宋代，清明踏青游春更是风靡一时。如宋人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所述：“清明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此为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清明醉春图”。宋人南渡后，江山局促，但清明踏青游春风头更劲。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写到：“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华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肪欸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此为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清明醉春图”。宋诗中此种意象更是比比皆是。如程颢《郊行即事》：“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文彦博《清明后同秦师端明会饮于李氏园池偶作》:“洛浦林塘春暮时，暂同游赏莫相违。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随着游春在清明习俗中的日常化，人们在扫墓时的不尽哀情逐渐被一种惜春正命的积极心情所取代，如元人刘因《寒食道中》诗曰：“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游春意象，那本来就是百姓清明期间生活的常态啊。对此，明人张岱在其《陶庵梦忆》中用其妙笔生花再现了《清明上河图》的场景，不过，他将描摹对象由北方搬到了南方，一幅江南清明踏青的画卷由此跃然纸上： 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按即祭扫坟茔）；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按指分吃祭肉）。……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 现代作家丰子恺有篇题为《清明》的散文这样回忆小时随家人清明扫墓踏青的心情：“我们终年住在那市井尘嚣的低小狭窄的百年老屋里，一朝来到乡村田野，感觉异常新鲜，心情特别快适，好似遨游五湖四海。因此我们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他风趣地把这种踏青称作“借墓游春”。其实，这种游春的好心情不仅小孩子有，连大人都会为之忘乎所以，我们不妨进一步欣赏一下丰子恺在这篇散文里所提到的他的父亲所写的《扫墓竹枝词》。其一：“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家人预埋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其三：“双双画桨荡轻波，一路春风笑语和。望见坟前堤岸上，松阴更比去年多。”其八：“解将锦缆趁斜晖，水上蜻蜓逐队飞。赢受一番春色足，野花载得满船归。”这哪里是去上坟扫墓，分明是在春游嘛。细细想来，人真是一个满怀悖论的动物——一方面，千年礼法在理智上敦促人们实践扫墓的意义，另一方面，大自然的美景又在不时地将人们内在的情感欲望勾引出来。 人的两面性，使得清明节这个悲中有欢的行孝佳节常常透露出扑朔迷离的诡谲色彩。唐代诗人崔护清明春游时曾碰到一件令人神伤的往事。某年清明节，崔护春游到城南庄时，因口渴向一名村中少女讨了一瓢水喝，第二年清明，崔护又到这个村庄时，却听说这个女子因过度思念他而撒手人寰。睹物伤情的崔护于是挥笔写就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应该说，清明踏青为平日里循规蹈矩生活惯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心情的机会。对于封建社会的妇女尤其如此。周作人有篇题为《上坟船》的散文颇能道破其中的玄机：“绍兴墓祭在一年中共有三次，一在正月曰拜坟，实即是拜岁，一在十月曰送寒衣，别无所谓衣，亦只是平常祭奠而已。这两回都很简单，只有男子参与，亦无鼓吹，至三月则曰上坟，差不多全家出发，旧时女子外出时颇少，如今既是祭礼，并作春游，当然十分踊跃，儿歌有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即指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清明踏青是封建社会的未婚女子能够向社会自由展示自己才情的仅有几个机会之一。前述唐代城南女子与崔护邂逅是个不成功的例子，但在长期的清明郊游习俗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清康熙年间福建建宁镇卢家少女与该镇副将薛受益邂逅并结为连理的故事。某年清明节，薛受益去墓地祭祖，于返家的路上遇上一群结队祭扫坟茔的女子，其中有一黑衣女郎与众不同，只见她从头巾到裙履皆为黑色，轻盈地倚于驴背上，当她发觉有一美髯男子在路边直盯盯地看着她时，不觉羞红了粉颈。黑衣女子那种飘飘欲仙的动人神态深深打动了薛副将的心灵，回去马上打听其家世，知其为该镇官衙卢姓小吏之女，年方十六，尚未许人，大喜，托媒于卢家，成就一段美满姻缘。（[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九）周作人在其《百草园·山头的花木》一文中深入发掘了旧时妇女在清明出游的心理：“在旧时代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们。从前读书人家不准妇女外出，其唯一的机会是去上坟，固然是回娘家或拜忌日也可以出门，不过那只是走一趟路，不像上坟那样坐了山轿，到山林田野兜一个圈子，况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气，怎能不兴会飙举的呢？”这些盛服靓妆的淑女们，平日里深居闺阁，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合法途径，自然是格外珍惜，尽情享乐。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当这些女子陶醉于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时，殊不知她们自身也成了节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悲与欢是清明节的传统里交织着的两种情结，这两种情结并非等量齐观，而达致一种“悲为基调，欢作调节”的动态平衡关系。这就是清明节内涵的丰富性，也是中国节日文化的丰富性。在纵横捭阖的时空坐标里，把握此种丰富性，进而提炼其时代性，是推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的应有路径，也是以此为载体培育民族精神、提升国民民族文化认同的应有路径。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