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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月令》思想再议(2)


    其次,顾颉刚先生认为上述《左传》、《国语》中的段落是刘歆伪造、窜入,没有丝毫的根据。这些与占星学相关的文字,应该是与春秋战国之际占星学大盛有关,尤其与邹衍学说兴起相关。 而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们就知道当时有大量关于邹衍学说和“五德终始”典籍,如果说这些都是刘歆所伪造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载《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史记》谓邹奭“颇采邹衍之术”),又有《公梼生终始》14篇,注曰:“传邹奭终始”。这些书虽然已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在汉代还是能够见到的。
    此外《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录“五行”31家,书652卷,《序》曰:“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以相乱。”录“天文”21家445卷,《序》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录“历谱”18家606卷,《序》曰:“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兵书略”录“阴阳”16家,书249篇,图10卷,《序》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从各《序》可以看出,这些阴阳五行占星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之间,关系复杂,但总体相通。
    再查《隋书·经籍志》子类有占星书籍97部,675卷,历法100部,263卷。五行272部,1022卷。其《序》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在天为五星,在人为五藏,在目为五色,在耳为五音,在口为五味,在鼻为五臭。在上则出气施变,在下则养人不倦。……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这里仍然与邹衍之学相通。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五德终始、阴阳五行之书如此之多,车载斗量,刘歆一人如何造出?
    可见,刘歆运用五德终始之说,为王莽新朝制造理论依据是事实,但是,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的学术理论资源,没有必要篡改古籍,因此,也没有必要伪造《月令》。甚至可以说,他也没有能力伪造一部完整的《月令》。
    顾颉刚先生也说:《月令》“把十二个月的天象、地文、神道、祭祀、数目、声律、臭味、颜色、政事、禁忌……一切按五行方式分配的,和汉人的《洪范五行传》相同”,而这一切都是受邹衍的影响。 但在这里却置之不顾,导致前后矛盾。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在学术史上的功过是非,学界评论甚多,贬褒不一。我认为,他对汉以前的中国历史进行了严格的审问、考核,特别是对东汉刘歆等人关于“五德终始”、历三统、易正朔的理论构造,进行了深入、细致、翔实的考据,拨开了一些历史的谜团,推进了学术的进展。虽然他的研究也有武断之处,对于古史的彻底否定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其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只是他在这个观念指导下,对于《月令》的作者和文本形成所作出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3、
    顾颉刚先生文中还提及近代今文学大师康有为与崔适对于《月令》的看法,笔者一并进行讨论。
    崔适认为,《月令》不是刘歆伪造,只是有十句话是刘歆加的。他说:
    刘歆欲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能所辞让,乃造为终始五德之说,托始于邹衍,说祥列《孟荀列传》。又曾《吕氏春秋·十二纪》,于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于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于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于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于冬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适案:《淮南?时则训》录自《十二纪》,无此十句,《天文训》有之,当是后人窜入。不然,何以此篇与之异。可证《吕氏春秋》本亦无之,今有者,歆所窜入也。
    他的根据是《淮南子·时则训》没有这十句话,而《月令》有,可证明《吕氏春秋》中无此文。其实,反过来亦可说:《吕氏春秋》原有这十句话,《淮南子·时则训》没有抄录,而把它超录入《天文训》之中。同时,即使《月令》没有这十句话,不影响其根本思想和观念。另外,崔适认为五德终始之说是刘歆所创造,托伪于邹衍,这种看法,上面所引《汉书·艺文志》书目即可澄清,实在不值得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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