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宾四）先生和顾颉刚先生这两位当代中国的大史学家，虽然在学术思想上的观点与倾向并不一致，却有过论学不害交谊的关系。这段令人钦羡的学谊关系，主要在《古史辨》阶段。《古史辨》阶段，按其七册所收编论文的着作年月，起讫时间为1920年11月至1941年2月， 钱先生和顾先生的这段学谊关系在《古史辨》阶段的后十年。
一
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顾颉刚先生应燕京大学邀聘，自广州北上。途中，驻留苏州，返家小住。时钱宾四先生已由无锡转来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数年，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问世，其名着《先秦诸子系年》亦已成稿并有少数篇目见刊于南京《史学与地学》杂志，稍闻名，人称“子学专家”。①顾先生为东吴大学陈天一所偕到苏中造访钱先生，适见桌上《先秦诸子系年》成稿，乃征得钱先生同意携回翻阅。这是顾先生始识钱先生。
越数日，陈天一又约偕钱先生回访顾先生。顾先生很推崇钱先生，对钱先生说他“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并告诉钱先生说他自己正受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的嘱托，代为物色新人，他准备推荐钱先生。同时告诉钱先生他去燕京大学将兼任《燕京学报》的编辑任务，约钱先生为学报撰稿。后钱先生果然得中山大学聘电，因苏中校长汪懋祖（典存）诚恳挽留而函辞。当时顾先生是大学名教授，钱先生论地位却还是中学教师，但双方都以平常心相见，可见其时学界风气之诚朴，重实际才学而不讲地位。而顾先生与钱先生素昧平生，甫一见识，即热肠荐贤，更尤称古风。
这年九月，顾先生北上述职。钱先生函告顾先生已辞却中山大学聘。顾先生复书，促钱先生为《燕京学报》撰文。晚清经学今古文两家各持门户，入主出奴。今文学者自刘逢禄着《左氏春秋考证》，鼓说现行本《左传》不传《春秋》，并指摘其书为刘歆所改，及廖平又着《今古学考》，谓汉代古文全是刘歆所伪造。洎后康有为承刘氏余绪袭廖平“辟刘”旧说，着《新学伪经考》，变本加厉，直指斥古文《左传》诸经尽出刘歆伪造。其后，崔适着《史记探源》和《春秋原始》推波助澜斥刘歆，其弟子钱玄同在《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中附议补充。从此，《新学伪经考》与刘歆遍造古文诸经之说风靡学术界，统治了清末民初的经学研究。在钱先生回访时，顾先生即告诉钱先生，说他在中山大学即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此去燕京大学当仍继续前意。钱先生早年曾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而接触到今古文争议问题，读《新学伪经考》而“深病其抵牾”，②怀疑其准确性；这时又悉顾先生方主讲康有为，于是特撰《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刊出时编辑因感其题太长，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以“撤藩篱而破壁垒”，为“经学显真是”，③给了顾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向《新学伪经考》发动了一次总攻击，缕举细析康书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尽扫刘歆伪造群经之说，钱先生自谓“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④钱先生论学不苟同，但顾先生亦非容不得异见的拘拘小儒，他有胸襟而无门户，即予以在《燕京学报》第7期上发表，后来又编入《古史辨》第五册。
钱先生着作等身，唯《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他的成名作。它是解决道咸以来经学今古文争议的专门着作，廓清摧陷，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此文一布，使凡主康说者无词自解，原来北平各大学主讲康说的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即在秋后停开。但论学也有个缘份，《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价值实现，可以说也离不开顾先生的先约后刊的缘助作用。更要者，顾先生不以己意排抑异见与害学术公器的雅量，为这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留下了豁达大度的风范和学术公心，无怪乎钱先生要说“此种胸怀，尤为余所特欣赏，因非专为私人之感知遇而已”。⑤而顾先生这种以平等心并存异见的学术精神后来也贯串于《古史辨》的编辑中。
二
按钱先生《师友杂忆》的回忆，谓顾先生“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⑥而顾先生对钱先生的情谊，其事要者，约有五。《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约刊是钱顾交谊的开始第一件事。第二，是举荐钱先生到大学。接着《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发刊，顾先生特荐钱先生到北平燕京大学教国文。一年后，钱先生因不适教会大学的文化环境而返南，又经顾先生接洽，复北上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兼任清华大学史学课。第二，邀钱先生到迁徙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抗战军兴，顾先生先应中英庚款董事会聘去兰州主持中英庚款西北教育委员会会务（1937年9月），继在1938年10月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时钱先生已随校南迁辗转经长沙到昆明。1939年夏，顾先生向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商得协款，在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访邀钱先生同往。钱先生将离滇省亲，允秋后赴职。后钱先生意欲奉侍老母，通函顾先生告假一年。顾先生体察人子之情，复函允假，工资照发。钱先生遵嘱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出版，并感念而撰《史记地名考》以回报。1940年夏，钱先生自苏州东归后履职。一年后，顾先生去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钱先生先是任《齐鲁学报》编委会主任，至顾先生离鲁，乃接顾先生任国学研究所主任。第四，在成都时，钱先生曾与顾先生同游蜀中郸县等地。第五，1954年顾先生由上海调任北京后，托人传言时在香港办新亚书院的钱先生，盼他能设法早归。这些往事，钱先生多“常存心中，不能忘”而视为“其生命之重要部分”。⑦然而学者交谊，重在以文会友。就以文会友的意义言，钱先生与顾先生的学术来往主要且有较大影响的，有二件事。一即是古史论辨，二是与《禹贡》的文稿关系。1934年3月，顾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1935年5月成立禹贡学会，钱先生《西周戎祸考》、《黄帝故事地望考》等较多数量的古史地理论文即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不过，一则，与《禹贡》的文稿来往，就时幅来说，仍在《古史辨》阶段中。二则，《禹贡》之创刊，按刘起釪先生所言，乃是因为顾先生在研究《尚书》的〈尧典〉和〈禹贡〉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光就〈禹贡〉本身作文籍的考订，许多问题就不易解决；⑧如此，则就顾先生个人内在的学术根源来看，仍不脱古史辨的思想范围。三则，《禹贡》所刊，既是古史地理的考订，又是地理史籍的考订，而古籍考订恰正是古史辨所内具之一意义。可以说，《禹贡》实是《古史辨》的历史地理部分，《禹贡》学派实由《古史辨》学派所衍生之分支。因此，就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论，《古史辨》大体可以涵盖《禹贡》。加之，钱先生和顾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贡献，有其特有的专业性技术性，须专论之，故本文略而不论，至于《齐鲁学报》所刊钱先生文亦多属古史地理范围。总之，钱先生与顾先生最长最多又最集中的一段论学关系仍属《古史辨》阶段。
钱先生与顾先生《古史辨》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二：一是其文被收入《古史辨》，二是他对顾先生古史辨的看法。
被收编入《古史辨》的钱先生的文章，计有《论十翼非孔子作》（第3册），《孔子年表》及附考、《荀卿考》、《墨子的生卒年代》、《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考》、《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魏牟考》、《接子考》、《慎到考》（第4册），《刘向歆父子年谱》、《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跋顾颉刚〈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周官着作时代考〉“论秦祠白帝有三畤”节》（第5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序》、 《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惠施传略》、《惠施年表》、《公孙龙传略》、《公孙龙年表》附跋、《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第6册），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附录《钱宾四先生来函》、《唐虞禅让说释疑》（第7册下）计22篇。其中， 有的选自《先秦诸子系年》，有的选自商务出版的国学小丛书《惠施公孙龙》。此外，并为罗根泽所编的第4册作序。
纯就知性立场说，以顾先生为中心人物的古史辨乃当代中国领一时风骚的史学现象与史学运动。显然，仅以现象上说，钱先生如此众多篇目的古史考辨文章入编及作序，说明他实际参与了古史辨运动。而且，当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如论十翼非孔子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后于庄子的考证，亦与顾先生疑古辨伪的精神意气客观上有所吻合，有其共通之处。因此，可以说，钱先生以其古史考辨文章为由顾先生发动起来的古史辨运动推波助澜。甚至在学术观点、根本精神与顾先生相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先生亦自谓其破刘歆伪造群经的今文家说，“也只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的一道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层”。⑨对《古史辨》的看法，其要亦有二。一是总体性的看法，二是方法论意义的。
先说总体性的，而这个总体性的看法，又通过评价顾先生疑古辨伪的结论性观点即古史层累造成说集中表现出来。将“疑古”确定为顾先生“古史辨”的特征，大概不论赞成与否的各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顾先生弟子甚至称之为“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⑩钱先生对顾先生的疑古史学的批评，以《国史大纲》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他参与“古史辨”时期，是不同意疑古原则下有大肯定。当钱先生在北大史学系讲上古史，即明确表明了他不能赞同“疑古”，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11）在这个基本观点下，对疑古辨伪史学作了高度的肯定。1931年4月，钱先生应顾先生屡请，着《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其中有一节对顾先生古史辨的专门评论。他认为，顾先生的古史辨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思想的重新整理工作，是顺给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以为此后新文化新思想萌茁生机之旁助的趋势和需要而生产的可宝贵的新芽，是沿袭清代今文学趋势而来的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并指出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沿清今文学趋势，但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所接受的西洋新文化的刺激与采取了近代西方史学界的种种新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而比其还要深一步，较近实际。而且还正面地肯定性地引了胡适之对古史辨的高度评价：“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明白地表示对这个见解，“也抱着相当的赞同”。
但钱先生既说是“相当”，就说明他的赞同并非是无保留的。勿庸讳言，钱先生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说明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顾先生的“议论正好相反”，谓“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自不免有几许罅漏”，（12）而且，实际上已从思想倾向和文化意义上对疑古辨伪作着新的思考。这个思考的结果，即是1934年在北大（后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时，针对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并实际上以“极端之怀疑论”批评了疑古史观。这个思考结果，撰入了《国史大纲》。（13）《国史大纲》对古史辨的看法已与前期不同，是有肯定，有修正，有批评，也可以说是有修正的肯定，有部分肯定下的思想批评。其所肯定的乃是对“传说神话的审订”，谓此工作“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接着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近人极端之怀疑论”，指出“亦应稍加修正”。（14）《国史大纲》是纲目体，这怀疑修正云云的文学是“纲”，紧接着是一段“目”的说明：“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显然，此意乃谓若只强调古史层累造成一面而不明不提尚有之古史层累遗失一面，那就是偏面的，仅走入怀疑一端了。可见“极端之怀疑论”所意指的对象实际是疑古史学。《师友杂忆》有段文字可为之作注脚：“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15）钱先生的早年弟子吴佩兰先生曾忆述过的一桩故事亦可为之佐证。他说自己初曾深受顾先生古史“层累构成说”的影响而顺其说撰一文，1940年随侍钱先生在齐鲁国学研究所时面呈，结果，钱先生对他的论文“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16）就钱先生个人来说，《国史大纲》是他思想成熟之作，自此之后，他从总体上不再赞同古史辨派及其古史层累造成说。
至于为什么指认疑古史学是“极端之怀疑论”，其理据和事据除了古史另有累层遗失之一面外，还有四点：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能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当事之记载。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后起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因可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与〈禹贡〉等。但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因其流传普遍，如舜如禹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亦可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成立，而经一番新的解释与新的组织，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17）这四条亦很明显是针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委婉批评及其偏执一端的“修正”。《国史大纲》1974年在台北出了修订版。74年版我未见，而据我所见到的1983年修订第10版，钱先生对疑古史学及其结论性观点的有修正的肯定、有部分肯定的思想批评仍而未改。
《国史大纲》所持乃民族文化史观，其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即以其民族文化立场反对偏激的虚无主义等。《国史大纲》对古史辨的批评，其背后实是此民族文化意识。《国史大纲》以后，钱先生的学术重点由史学转向理学转向文化，阐扬中华文化。而顾先生的古史辨派是以反传统的精神考辨古史史料，（18）钱先生维护传统的精神与之不啻南辕北辙，距离越来越大了。这个距离即表现为直接的文化批评。这个批评，主要见于1980年12月发表在台北《幼狮杂志》上的《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一文。此文以否定性取向较集中地检讨新文化运动。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判认疑古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而加以批评，认为它完全承袭了胡适之“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定文化之传统”、只肯定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偏义而创成；斥其“不当遽以疑古为务”，指出“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显然，这已完全是文化意义的批评了。
三
疑古辨伪史学之“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其结论是将中国四千年史截断为二千年史。顾先生曾明确说古史辨伪在于教人们涣然消释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的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19）钱先生谓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实是不能接受此结论。然而，关于这一结论，顾先生已经在后来的古史研究中实际修正了。他在1966年1月讲中国史书时， 即明确指出：“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至今可算出有四千二百年”。（20）而且，如今谁也不会再说尧舜是无有公、乌有先生了。因此，现在就顾先生古史辨所表现出来的史学思想而言，我们似已可作这样的处理，即不再局限或纠缠于其尧舜禹实无其人的结论。
当年胡适曾极崇顾先生“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见解为一“重要观念”，真是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谓“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观念的承受”。（21）其强调似在“观念”。但与其说古史辨是由此“观念”而成立的史观学派，勿宁说是一史料方法学派。所谓史料方法学派，是史料审订意义上的方法学派。胡适之实际上还是着眼于从方法上赞肯顾先生的古史辨的，称顾先生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统，指谓这是顾先生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又谓《古史辨》第一册“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22）顾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古史辨工作之意义在史学方法。他的第一篇（自序）除了说明古史辨的由来，即专门说明研究古史的方法，说他“原是要借了这篇序文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而所谓由来，所强调的也是方法，说他读了胡适、康有为的书，深切地领受其研究历史的方法，“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23）无怪乎学者读了《古史辨》第一册后，要说“这部书所给与学术界的影响，与其说在辨驳的结论，不如说在他治学的态度与方法”。（24）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所着《新史学九十年1900年--》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当代史学史着作，该书将顾先生与胡适之同列为方法学派，这个判识是言之有据的。
不过，这个所谓“新方法”，在顾先生主要运用或表现在史料的辨伪审理，也就是史料学范围。他后来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即对疑古辨伪作了“史料学”范围的划界与规定。他说古史辨之一由来，即是他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顾先生的史学尤重史料，他持有着古书是史料、一切皆史料的史料观，并进而认为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他说“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25）“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历史的基础”。（26）但是，古书有真伪，史料有直接间接，价值不同。因此，需要辨伪审查，这是史学的第一步，是史学的任务。“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着作出现。”“史料很多，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任务。”（27）顾先生甚至自判“《古史辨》只是部材料书”，（28）而具有“文籍考订学”（29）的意义。因此，古史辨的深入发展的说法，就是“古书辨”。（30）这里之所以将顾先生的古史辨判识为方法史料学派，其上述史料论亦正是其明白的根据。同时也是说明，在顾先生，疑古辨伪其实是古籍史料考辨的方法。
而就此古籍史料审订意义而言，钱先生对顾先生古史辨的方法是有肯定，有批评，又有修正性补充性的诠释，亦可说是有诠释的赞同。《国史大纲》的〈引论〉曾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将其分为传统派或称记诵派、革新派或宣传派，科学派或称考订派。此科学派实涵指了顾先生的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史料审订，顾先生认为即是整理国故之科学方法。对此，他有个详细的说明，谓他读了各学科教科书后，知道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又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关系。谓这即是他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顾先生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而以此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分析，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敢作归纳，立假设，搜集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这显然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方法。亦可说疑古辨伪是远承郑樵、姚际恒、崔适批判怀疑传统的顾先生依此科学精神而提炼出的运用于古籍史料考辨的具体的方法论原则，而“古史层累造成”说只不过是依此科学方法的史学预设与结果而已，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算得受过科学的说礼”的“新主张”（31）了。而且，当时学术界流行的亦是科学主义，并咸以为古史辨的方法即是科学方法。如柳存仁即明确认为顾先生古史辨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古史辨》最初的出版，累积成的古史观念的揭发，都是建筑在这时代精神上的”。（32）然而，《国史大纲》的〈引论〉对“科学派”，是有肯定又有批评的，谓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这个批评与肯定止于知识与方法论层面。但《国史大纲》所持又为一整体论的，经世致用的文化生命史观，欲以此史观建立一新通史，故势必仍要越出史料学的范围，而进一步从史观上对“科学派”的方法作总体性批评。钱先生批评科学派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无以见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认为科学派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视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33）这些批评当然不能说全针对古史辨派的，比如钱先生在这以前曾肯定性地认为顾先生的古史辨必有不局限于考据而灌注有关中国民族文化前途的意趣；（34）但古史辨派既属于科学派，则其余的批评意见亦为其所涵指，此从上节所述钱先生后期批评疑古史学亦可得到佐证。因此，我们可以由此窥见，至《国史大纲》，钱先生与顾先生的古史辨，其精神意气确已根本不同，前者是人文主义史学，后者是科学主义史学。
其实，钱先生在方法论上对疑古之“疑”一直保留，这是很明显的。且不论钱先生从总体上，从“欲创建新的古史观”上批评“遽以疑古为务”的“极端之怀疑论”中已意涵了方法论上的批评，就是在他参与古史辨时期亦然。尽管钱先生后来在《师友杂忆》中说他当时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子后，所疑皆超过于颉刚，而谓他与顾先生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但实际还是有保留的，故谓“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保留的方式是作自己的诠释。作于1933年2月的《古史辨》第四册钱先生的〈序〉认为《古史辨》大体不越乎考据，同时即在考据方法的层面上，对疑古之“疑”作出他自己的诠释。他说：“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所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如世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35）这就是说，疑与信对象不同，疑其所疑，信其所信，无信不起疑，有疑能立信。而在实际的史料考据工作中，其方法论原则当是疑信并用，要言之，是疑起于信，疑中有信，疑以立信。当时这篇〈序〉是站在考据立场上，对世人所诟考据病者一一作辨驳。既然，钱先生是为顾先生古史辨的考据方法作辨解，显然，这节疑信并用的文字是对疑古之“疑”作的补充以“信”的修正性的诠释。也可以说，钱先生是以自己的诠释的方式对顾先生的疑古辨伪表示赞同的。
本文须指出的是，钱先生参与古史辨时期的这个修正性补充性诠释，其实与顾先生古史辨的原意，大体上是并不相悖的。就在顾先生自己后来在〈我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对他的古史考辨亦同样有个强调“信”的说明。他说：“‘考而后信’的态度，的确是我们研究史料学的任务。”（36）这考而后信与钱先生所言疑以立信意思大体差不多，都是方法论而涵一目的论。其意谓疑古考辨只是史料审订的方法工夫，其目的与结果则仍在立信。而且即在疑古考辨的工夫中仍不能无信。当年冯友兰曾将史学界划分为信古、疑古及释古三派，称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并赞誉“《古史辨》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37）但顾先生对此说有异议，上引前文在不指名地引述了冯友兰这段文字后，即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他认为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就无所疑，无从辨；有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38）这就是疑起于信，疑中有信。他还说过：“我对于这项研究有一个清楚的自觉，就是：我们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39）辨伪自有疑，先识真即先立信的标准。按顾先生自己的解释，我们可以说他的古史辨的方法论原则不止只有疑的一端的疑古辨伪，而应当是疑信并用，疑以立信。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不仅是就顾先生个人古史学整体而言的，即其古史辨时期亦当是疑信并用，疑以立信的。识者尝论顾先生古史学各个阶段各有重点，谓“颉刚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是后来居上。他大致是1928年前后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40）本文上面所指谓的钱先生的诠释之补充性修正性亦即相对于重点而言。但重点者，终究不过是轻重显晦的量度差别，而不是有无的性质判断，即其非重点者不是没有。
也就在《古史辨》的几篇〈自序〉（第1至5册均有顾序）及有关文章中，反复解释与说明了疑古辨伪非无信。顾先生对古史所抱的，并非只是一怀疑的眼光，而是一分析、分解的眼光，而此一眼光则涵有信的标准。依此眼光看古史，认为“研究古史自应分析出信史和非信史两部分”，（41）而真实的古史材料与伪史不应合在一起，这里，“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42）顾先生说“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是他认为“甚不误”的“基本观念”。（43）显然，顾先生的古史辨所疑所辨的是信史和非信史“杂乱的古史”，更确切地说是非信史，是假古董；而信史则是其中之标准。由此疑古辨伪的工夫与方法，“夺出真正的古文籍”。（44）这就是以信疑伪，破伪立信。这也就是顾先生一再申言的古史辨的宗旨在“打倒伪史，而建设真史”。（45）所谓建设云云，即是立信史。在方法论上说，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46）从顾先生的解释与说明中，还可发现这个疑信并用的古史考辨原则，表现在运用层面上，乃是史料与信史的定位工作。这个定位工作，对伪史而言，则是移位。这个定位与移位，顾先生称之为“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47）这是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其操作方法具体地说，主要是通过年代考据来去伪存真，审辨史料的价值，然后使所审辨的史料各就其实际年代定位，确定为该年代的信史。即就伪史而言，顾先生也一再说明，所谓破坏，亦并非抹杀其价值，更非销毁如秦始皇焚书，如《周官》的价值，终究是承认的。“考年代是目的，辨真伪是手段”，（48）实际上是辨伪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即使它们各各回复到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到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复到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这是因为“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因为“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而所谓破坏伪史，亦“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49）不难发现，按顾先生的意思，这史料的定位与移位，也就是重新确定或赋予其信史的价值之位置，以建设真史；所谓以汉还汉、以周还周，即移伪置信。故顾先生说“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之两面”。（50）现在，如果相应于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那末，从方法论史料学层面看，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勿宁谓之释古派，或经正名为辨古派。此始是顾先生自己的意思，故其书名曰《古史辨》。
四
围绕着古史辨，以及在《古史辨》中，钱先生与顾先生在方法论上固然有同有异，但总体思想上却是小同大异，同不胜异。然而，他们仍以文会友，论学有诤而不害交谊，友情长怀但无讳殊见，不苟合，不乡愿。这不仅反映了《古史辨》所处之时代的自由学术空气，诚如顾先生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于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51）同时还表现了他们所有的一种今尤难能可贵的学术主体的独立精神。
由于顾先生的《古史辨》为一物质性的编辑实体并处于主位，因此，更透显了顾先生以平等心并容异见的纯粹学术精神，表现了《古史辨》的实录原则。事实上，《古史辨》不仅收录了与顾先生精神意气异趣的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章，还收编了不少指名批评顾先生古史观的如柳诒征、胡堇人、刘掞藜、张荫麟等剌以“随口宣说”与“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52）的质疑文。其收编，不加任何非学术意义的批评性的按语之类文字，只是实录；即使在答文与〈自序〉中也只不过是反复申说己意，显示着坚持公平讨论的气度与容受异见的量位，以创造学术自由的空气。而此亦正是顾先生编着《古史辨》所自觉确定的目标，他就是想由此“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容受商榷的度量”，并“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52）唯其自觉，故并容异见的学术平等精神贯串于《古史辨》。
学术问题常不免见仁见智，本文亦只是在现象论与知性层面上的聊备一说，不敢遽自以为定论，亦为对顾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一点纪念意思。但是，我想，对顾先生的《古史辨》，无论赞剌肯否，如何评价，有二点应当是不能否定的。一是顾先生自己说的；“这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学方法论的材料。”（53）其二，就是这个贯串《古史辨》的自由平等讨论问题的学术精神。
注释：
①钱穆：《墨辩碎诂》“编者志”，《苏中校刊》第11期。
②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5册，第106页。
③钱穆：《西汉经学令古文平议·自序》，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
④⑤⑥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29、210、31页， 岳麓书社，1986年。
⑧《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630页。
⑩《顾颉刚先生学述》，第131页。
（1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39页。
（12）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617、621页。
（13）（1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3页。
（16）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钱穆：《国史大纲》，第4、5页。
（18）《顾颉刚先生学述》，第78页。
（19）顾颉刚：《答胡适之书》附《〈古今伪书考〉跋》，《古史辨》第1册，第14页。
（20）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第10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2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第191页。
（22）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
（23）《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78页。
（24）周予同：《顾着古史辨读后感》，《古史辨》第2册，第321页。
（25）（28）《古史辨》第3册（自序）第7、3页。
（26）（30）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原载《中国哲学》第2、6辑，收入上海古籍版《古史辨》第1册，第22页。
（27）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辨伪》，《古史辨》第7册上，第1页。
（29）罗根泽编着《古史辨》第4册《顾序》第15页。
（31）《古史辨》第1册，第95页。
（32）《古史辨》第7册上柳存仁《序》，第3页。
（33）《国史大纲，引论》第3页。
（34）（35）《古史辨》第4册钱穆《序》，第6页。
（36）《古史辨》第1册，第8页。
（37）罗根泽编着《古史辨》第6册冯友兰《序》
（38）（39）《古史辨》第1册，第28、95页。
（4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上册，第18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41）（43）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97、102页。
（42）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81页。
（44）（45）《古史辨》第2册（自序），第7、6页。
（46）顾颉刚：《启事三则》，《古史辨》第1册，第187页。
（47）（48）《古史辨》第4册，第19页。
（49）《古史辨》第3册，第8页。
（50）《古史辨》第3册，第1、3页。
（51）《古史辨》第3册第1页。
（52）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2册，第277、284页。
（53）《古史辨》第2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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