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风]与女神共居的乡村领袖——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会首与组织行为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53 开放时代 2010年第8期 范长风 参加讨论
起初的观察支持乡村领袖与女神有婚姻关系的看法，当地人的坚决否认使我们再回到观察中，重新思考和审视之。从污染禁忌和洁净仪式切入也许有助于理解人神之间的真实关系。老爷从六月初一开始在庙中坐床，坐床仪式是藏传佛教中以转世、继位为标志的重要宗教现象。坐床天数由旧制的60日、40日、30日缩短至目前的12日。老爷坐床表示他仪式地从人转换为神的角色，局内人特别强调老爷是湫神娘娘的替身，我想这种理解是准确的。期间老爷出入行动需要保持衣帽整洁，坐床前全身沐浴、木香熏身，由陪官毕恭毕敬地服侍上床。与神共居一室者禁食葱蒜以防异味溢出;不准随意说一句话;厕所不与他人共用且每次使用的位置不能重复。供房亦专用，女人与戴孝之人止步，此间老爷须系一条红布裤带，不与女人性交，更禁止在供房内发生性交行为。违者将受神的惩罚，身体的什么部位触犯规矩，什么部位会遭受病痛。此间此后，老爷克己敬神，使自己成为村民的道德表率。老爷与女神虽共居一室貌似亲密，但污染观念、种种严格的禁忌及洁净仪式表明人神之间存在分层和区隔，这是不同分类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张力。人与神在地方传统中保持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女神的神性又使她不同于普通女性，而且远远高于作老爷的男人。这就造成地位不对等或者这种两性关系无法归类。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无法分类即是边缘化存在，即是异常和位置不当，即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所以是危险的。{3}他们必须以某种距离感来强调其神性以防污染，因此当地人用近乎苛刻的洁净仪式禁忌去消除潜在的危险，使亲密与敬畏、人性与神性保持某种平衡。哪里有污染(观念)哪里就存在一个有序的体系。{4}换言之，污染观念和洁净仪式创造和谐、秩序。用价值判断去理解污染禁忌显然不妥，在我看来，从地方性建构或者文化生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更合适。 当地人把人神归于不同的分类体系，人有意维系这种和而不同的秩序而无僭越结构之心。人神婚姻只是一个晃人耳目的表象和假设，老爷的实际角色是女神的“代理人”或者当地人说的“替身”。水头老爷就职后尚未度过非圣非俗的阈限期，{5}他在常人和女神替身之间摇摆，坐床即是功课，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宗教体验。这种状态就像供房的门，隐喻着内外两个空间，伊利亚特(Mircea Eliade)指涉的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6}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今日起金炉不断千年香，以此按玉盏常明万古灯，天人感应”，这与新婚的气氛无涉，与宗教体验相关，看似人神交接的排他性空间，事实上是致虚守静、体悟道德的领域。笔者视之为道教体悟之法在民间的遗留。供房的门使得神圣与世俗在此中断又在此联系，它接受虔敬的跪拜、严格的禁忌和繁琐的净化仪式，意义重要如此。水头的宗教体验遵循圣时、圣地制度。{7}圣时制度有平日和节日之分，在时间上具有可逆性和间隔性，这就意味着水头在任期内可以重复度过圣时，获得定期体验的机会;从圣地原则看，如果供房设在水头家里，即神圣空间切入进世俗空间，在生活空间中分离出一块圣地。禁止女人入内不是女神的嫉妒，原因在于圣地的隔离原则。理论上在某一特定时间水头不能随意出入供房，甚至不能说话，以免被纷纭复杂的外部俗务所迷惑，而是静修其德。富有浪漫气质的道德训练制度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创造，它对于乡村领袖的选拔和共同体的稳固作用不可小觑。对于乡村精英来说，谁能入驻神庙与女神共居，谁家的供房能迎来女神的光顾，谁就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而成为政教合一的乡村领袖。这跟杜赞奇研究的华北乡村社会一样，参与领导祭祀活动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8}水头借助神灵的荣耀，顺理成章地使用和控制象征资源。 三、乡村领导权问题 回顾人类学关于地方领导权的研究，有三种模式值得注意：一是斯瓦特“男子之家”模式。其首领通过对土地、房产的控制和小恩小惠的伎俩对男子之家施行绝对的统治，同时组织成员亦根据经济上的损益得失选择某个“男子之家”。{9}二是努尔人的“豹皮酋长”模式。在受到西方思想和制度影响后，努尔人的“豹皮酋长”的主要角色是仪式代理人和解决世仇的调停人，酋长在普通努尔人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而政治结构通过价值观念来控制人们之间的实际行为，人们遵守某些习俗惯制去行动。{10}三是华北社会“经纪人”模式。由于当时出现国家羸弱、社会动荡和乡村萧条的情势，杜赞奇观察到华北乡村的精英们极力回避乡村权力，那些有野心的不良之徒攫取乡村权力、欺上瞒下，成为“赢利性经纪人”，乡村实际上形成“权力真空”。{11}而本文中的乡村领袖不同于上述社会的情形：洮岷青苗会的会首不是通过聚敛财富从经济上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宗教体验提升乡村领袖的道德感，造就一位联村社会中值得信任的人而避免成为“赢利型经纪人”;仪式为他赋权，使其拥有足够的能动性以掌握乡村控制权，而非有名无实的“豹皮酋长”。 (一)乡土领袖的选拔与老友制度 从人员配置上看，乡村社会组织与仪式信仰有天然的共生关系。延川青苗会的核心成员如下(两会)：老爷(水头)各2位;伞客、锣客各2位;总会长1人，大会长共5位;二陪官、三陪官、四陪官各3人;老友若干;仪式专家各1人(常任)。该组织的核心层皆与仪式信仰有关，皆在仪式中分担某个角色。水头须在40岁以上，子孝妻贤，品行好，家境殷实，其职责是服侍女神，主持仪礼。过去选老爷可以连任，现为一年一选;伞客、锣客是老爷的助手和娘娘的侍从;仪式专家皆为世袭，负责唱诵、跳舞，配合水头和会长完成祭祀活动。会长除了祭祀以外还负责筹集经费，协调各村青苗会的关系，物色和选拔会首人选。该组织不同于其他同类组织的特点是老友制度。前任老爷到今年则变成二陪官，第二年变为三陪官，第三年变成四陪官，第四年及以后的老爷则全部是老友，即娘娘的老朋友。老友制度使得卸任水头成为新水头的监督者、辅导者和协助者，这样的文化设置和组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代代乡村领袖的创造力。陪官和老友的制度设置对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