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彬]台湾地区口传文学“书写”的当代转型及其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38 中国作家网 2010年02月02日 王志彬 参加讨论
二 口传文学的文字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正如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所言，过于依赖非文字口传的述说与传达，只能单凭记忆，或有限的领悟，因此经由口述的传递，其效果是注定只能由多变少，由复杂变单纯、由真实变模糊，甚至是错觉错误。文字的出现给传统口述机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使文学的叙述方式和传播模式趋向多样化，同时也为口传文学的存活提供了另种可能。这对于保护传统文化，累积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学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冯梦龙：《序山歌》，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郭绍虞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事实上，口传文学在文字化的进程中，很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升华，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诗经》、《楚辞》、《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阿诗玛》等。 如果说17世纪以前，台湾当地口传文学是台湾地区的“主流”文学形态，那么明郑以后，汉文化的传入，汉文字的使用以及宦游文学的兴起，台湾地区的文化格局和文学风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口传文学不再局限于口耳传播模式，开始符号化地出现在宦游文人的风土杂咏中。文字形态的口传文学较早见于清代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中，《番俗六考》一章记录了大量的口传歌谣，如新港社的《别妇歌》、萧垅社的《种稻歌》、麻豆社《思春歌》、湾里社《诫妇歌》、诸罗山社《丰年歌》、大武郡社《捕鹿歌》、南社《会饮歌》以及阿束社的《诵祖歌》等。此后，或采集、记录、整理或改编、改写，这些口传文学在台湾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从未缺席过。在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学家认识到民间口传文学在新文学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对口传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周作人认为民歌“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6页。。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台湾新文学建设中也有所体现，1932年“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檄文》里就特别要求：“去整理研究从来便微弱的文艺作品，来吻合于大众脍炙的歌谣传说等乡土艺术。”吕正惠、赵遐秋：《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第90页。许多作家对口传文学的采集、整理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口传文学受到了现代台湾文学充分的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丧失“原乡”经验的“跨语一代”，立足台湾乡土文学并深耕其中，在改编口传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钟肇政根据口传故事先后创作了《马利科湾英雄传》、《矮人之祭》、《蛇之妻》，李乔根据赛夏族的矮灵祭创作了《巴斯达矮考》等。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湾社会情形的转变，当地人成为“少数中的关键和关键中的少数”，也成为台湾本土化运动的标杆，出于对台湾地区的历史、现实、族群关系和土地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当地人及其口传文学受到了台湾文坛前所未有的关注，出现了一批以当地人为创作题材的作品，如林燿德的《高砂百合》、王家祥的《倒风内海》、王幼华的《土地与灵魂》和舞鹤的《余生》等。纵观台湾文学的历史，汉族作家无论其何写作立场，无论其何书写目的，他们以当地人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当地口传文学的文字化进程，激活了口传文学的生命力，使当地人的传统文化能够在历史再现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存续。 在现代文明的侵逼和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下，台湾当地民族积极进行文化适应，接受了汉文化教育并开始使用汉文字，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由口头范式进到文字范式提供了可能。台湾当地人的书面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排湾族的谷湾·打鹿勒(陈英雄)，他先后创作了《域外梦痕》、《雏鸟泪》，同时根据排湾族的传说创作了《巴朗酋长》、《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等作品，这是当地作家首次将自己的族群神话用文字形态予以表现。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大时代背景的感召和影响下，一批当地知识分子破冰而出，他们以汉字为工具，以微弱的声音、异质的书写活跃于台湾的文学舞台上，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文学创作潮流。这支年轻的创作队伍中有布农族作家拓拔斯·塔玛匹玛、霍斯陆曼·伐伐，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游霸士·挠拾赫，排湾族作家莫那能、利格拉乐·阿乌，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夏本·奇伯爱雅，曹族作家巴苏亚·博伊哲努，卑南族的孙大川等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族群，创作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以诚挚的态度致力于当地文学的创作。如果说他们早期的创作还较多地关注当地人的生存困境，那么后来的创作则“向着更多地注目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血脉的接续，搜集和整理源远流长的凝结着民族集体智慧的民情风俗和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学资源，并进行深沉的自我省思的文化扎根方向转化”。朱双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4(2)，第16页。他们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改写改编族群口传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夏本·奇伯爱雅的《钓到雨鞋的人》，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的神话》，亚荣隆·撒可努的《排湾族：巴里的红眼睛》，曾建次的《祖灵的脚步》，霍斯陆曼·伐伐的《玉山的生命精灵》、《那年我们祭拜祖灵》、《中央山脉的守护者》，林太、李甦、林圣贤合著的《走过时空的月亮》，伊斯玛哈单·卜衮的《山棕月影》，林淳毅的《猴子与螃蟹》，林道生的《原住民神话、故事全集》，林建成的《头目出巡》、《后山原住民之歌》等。当然，当代当地作家并不拘囿于对族群口传文学单纯地采录，他们自觉地把族群的谚语、禁忌、神话和故事穿嵌进自己的创作中，以增强文学的叙事张力和表现空间，如拓拔斯·塔玛匹玛的《最后的猎人》、奥威尼·卡露斯的《野百合之歌》等。文字的运用使当地口传文学传播突破了部落界限，开始走向山林以外的世界。口传文学也正随着当地文学的发展、壮大，而为越来越多的族群所认知和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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