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与范文澜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曾任北大、北师大、南开大学、河南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在天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被同志们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23）一九四○年春节前夕，范文澜几经周折终于来到日思夜想的革命圣地延安，曾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等职。由于在延安有机会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交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能看到更多的马列着作，从中受益颇多，他决心学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一九四○年五月，他先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年秋天，他又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毛泽东亲自到会听讲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去。会后，范文澜将演讲的提纲送请毛泽东审正。毛泽东很高兴，于九月五日回了封信说：“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24）毛泽东的信给予范文澜极大的鼓舞，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研究自己的讲演提纲，经过整理修改补充后，写成《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性、演变规律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也对近代某些经学研究家的错误作了必要的批判，这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个创举，影响很大。一九四○年春，范文澜受中央委托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时，曾就该书的写法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还是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比较好。范文澜认为言之有理，欣然同意了。一九四一年，《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版问世了，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毛泽东读后很满意，建议以后写得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25）范文澜曾说，他以前主要搞古董，读过毛泾东给他的那封信后，使他下定决心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先写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专题文章，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有关的近代部分作为《中国通史》的下册，从一八四三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六年，范文澜已写完了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这段历史，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改变原计划，将这部分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出版。
范着《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由于采纳毛泽东的重要意见，不仅史料丰富，观点鲜明，科学性强，而且叙事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寓论于史，文笔生动，要言不烦，深受读者欢迎。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范文澜就因对中国历史的共同兴趣而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情。他们常互借书看，也常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例如，有一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谢觉哉向毛泽东借书，有的书毛泽东没有，就回信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范文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沁园春·雪〉译文》的文章，盛赞毛泽东的这首词说：“气魄的雄健奇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使苏（东坡）、辛（弃疾）低头，定为词中第一首”。“因为毛泽东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25）在“文化大革命”中，范文澜也受到了“四人帮”及林彪、陈伯达的迫害。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站在东头，离毛泽东较远。当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澜非常感动，禁不住又想起了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深厚友谊。当时，他曾将自己喜欢，毛泽东也很喜欢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感激，经常翻阅这部书，并从延安带到北京。见书如见人，毛泽东是个重旧情的人，在这多灾多难的年月里，他当然不会忘记老朋友是多么需要他的保护和帮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特地派人到范文澜家中，传话给他：“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文澜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后，非常激动，不顾年迈体弱，日夜加紧工作，想尽快完成毛泽东交给的重任。一九六九年病逝前夕，他在医院对一位友人说：“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可惜他再也写不动了，当他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时，书桌上还整齐地放着那部未完成的通史书稿。（27）3、毛泽东与何干之
何干之，广东台山人，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教育家。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与艾思奇、周扬、周立波等同志从上海来到延安任陕北公学的理论教员。这是抗战后第一批到延安的知名文化人，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接见他们。毛泽东听了他们在上海工作和斗争的情况汇报后，鼓励他们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战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毛泽东的教导和鼓励给何干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次年，在欢送陕北公学毕业生上前线的大会上，他代表教员讲话：“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们在这里就用笔和口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28）何干之在陕北公学主要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是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除努力完成好教学任务外，他还准备研究和写作《中国民族战争史》、《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专题。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将《中国民族战争史》的写作计划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于一月十七日回信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29）何干之认为，毛泽东信上提到的都是怎样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应当永远牢记。可是后来因工作调动，环境艰苦，他未能按计划完成这个任务。解放后，何干之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主任和历史系主任，并接受高教部的任务，负责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培养中共党史教师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后，他自觉地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怀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专门开设一门新课，即《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他从实际出发，公开批评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宣传，批评忽视系统理论教育的倾向。他根据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于把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并强调这正是毛泽东思想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分岐。他还把全面完整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提到“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高度来。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但他不怕批斗，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说“我开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左’。”（29）“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摧残，仍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信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早，当他听说毛泽东传话希望范文澜继续写完《中国近代史》下册，范文澜准备请他和李新、胡华等同志帮助写党史部分时，他特别高兴，想尽快安排写作计划。谁料想两小时后，他竟因猝发心肌梗塞倒在京郊的乡间土路上，那颗为真理而跳动的心永远停止了。
4、毛泽东与吴晗
吴晗，浙江义乌人，着名史学家，民主人士。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准备逮捕爱国民主人士，吴晗在黑名单中有名，地下党组织再三催促，吴晗才进入石家庄解放区。这年十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坂坡亲切地接见了他。吴晗将他写的《朱元璋传》原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看了原稿后，又约他相谈一个晚上。
吴晗《朱元璋传》原稿对彭莹玉这个有名的和尚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师祖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称赞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30）毛泽东对这样的分析和叙述表示不同看法，认为象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看完原稿后，毛泽东写信给吴晗说“两次晤谈，甚快。大着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31）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还兼任市民盟主任委员、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要职。公务虽然繁忙，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仍然浓厚，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鼓励更没有忘，时刻挂在心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从解放区回到北京后，他认真翻阅了大量的史料，果然找到彭莹玉被元军杀害于杭州的记载，由此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令人信服。从一九五○年开始，吴晗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修改《朱元璋传》，并油印一百份作为征求意见稿，也送给毛泽东一份。在修改稿中，他说经过学习，“对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毛泽东认真阅读后，在许多地方用铅笔画着直线、曲线着重号，在肯定吴晗新的研究成果和所作修改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之处，如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写朱元璋晚年）”。（32）吴晗根据从各方面征求来的意见，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对该书作了四次重大的修改补充，质量不断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也记载了毛泽东对史学家的一片深情厚意和循循善诱。
一九五四年，在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亲自把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交给吴晗负责。后来，毛泽东又对吴晗说：“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出的那几种历史地图太简单，供中小学教学用可以，供读《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用就不行了。吴晗想到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可以满足毛泽东读史的需要，因此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这部书予以改造，按今制绘制印刷。毛泽东十分赞成他的建议。后由吴晗组织大批史学家经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任务。（33）这两项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学术价值也很高，它倾注着吴晗和新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科学、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
5、毛泽东与周谷城
周谷城，湖南益阳人，着名史学家。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就与毛泽东相识了，那时，毛泽东常在学校大礼堂向工人、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周谷城也常去听讲。毛泽东很善于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宣传深刻的革命道理，给周谷城留下极好的印象，这对于他后来参加革命，参加农运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谷城在上海复旦大学工作，任校务委员会常委、教务长等职。着述颇丰，有《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史学之进化》、《古史零证》、《史学与美学》等。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在北京和上海召见他，边叙友情，边说古论今，对他的生活、工作极为关心。毛泽东与他谈到哲学史时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周谷城也被批斗，关进“牛棚”。毛泽东知道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搜集史料，准备写出一部《世界通史》，所以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对于身处逆境的周谷城来说，是多么大的关怀和鼓舞啊！周谷城对毛泽东的博学多才非常佩服，常深情地思念说：“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在鼓励我。”（34）三、毛泽东倡导史学研究要百家争鸣，古为今用1、关于百家争鸣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各界人士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的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35）郭沫若深知，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他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向全国史学界提出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倡议，并请中宣部领导陆定一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自己带头，范文澜、何干之、吴晗、侯外庐、翦伯赞、尚钺等许多着名史学家也都积极参加了关于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史与论等问题的争论，史学界曾因此出现过生动活泼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毛泽东经常阅读有关的论着和报刊，看到历史学科的繁荣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茁壮成长，他一方面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对某些不良倾向表示关注。一九五六年初，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我认为这种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当时任苏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6）由此可见，毛泽东历来主张学术问题只能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例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五十年代末，“双百”方针提出来后，周谷城发表了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受不了。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来，以老朋友的身份多方开导他，希望他坚持真理，参加百家争鸣。后来周谷城出版一本关于逻辑的书，他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给该书写个序言。毛泽东回信说：“大着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37）一九五六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后来南京文史馆的高二适同志不同意郭文的意见，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章。毛泽东看到高文后，“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认为郭、高二人的争论是可以促进百家争鸣的，而问题的解决“尚待地下发掘证实”（38）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史学界有过热烈的争论，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朝说、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等。其中以范澜的西周说、郭沫若的战国说、尚钺的魏晋说影响最大。毛泽东最后同意了郭老的意见。他本来是以一家之言表态的，但由于身份特殊，反而给百家争鸣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2、关于古为今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在重庆红岩村对画家尹瘦石说：“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39）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有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思想。一九五四年冬，毛泽东又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40）这时，“古为今用”的观念已经很明确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简洁明快地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更高度的概括。（41）毛泽东在“古为今用”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的巨大的贡献。有人感叹地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革命家，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此话很有道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提到他与史学家的关系时，别的不说，称他为杰出的史论家和史学家的诤友，必然使人感到亲切和由衷的敬佩。他在古为今用方面有些错误是难免的，因为他是人，不是神。总结他的经验教训，就会成为我党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40）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
②③④⑤⑥⑦⑧⑩（11）（12）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版，页七五，页七九--八○，页八○，页八五--八六，页八五，页八四，页八五，页八六，页八二--八三，页八二。
⑨（13）（14）（27）（32）（34）（4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十月版，页一二三--一二四，页二五--二八，页二三，页一七一，页一七二，页一八三--八四，页一八九，页一四二。
（15）（16）（19）（24）（25）（31）（36）（37）（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页二二一、二二二，页二四一-二四二，页一六三，页二三五，页一三六--一三七，页三一○，页五一○，页五四四，页六○二。
（17）徐敏：《学者·诗人·战士》，载《百花洲》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18）毛泽东：《学习和时局》，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页九五二。
（20）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新民报晚刊》副刊。
（21）郭沫若：《蜩螗集·沁园春》。
（22）胡拏青：《悼亡友于立群》，载《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23）铁夫：《范文澜先生》，载《中国青年》杂志卷一，十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26）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28）邵式平：《陕公一年来教学的点滴经验》，一九三九年二月《解放》周刊六三、六四期。
（29）（33）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页一六四一，页一六八七--六八八。
（30）（39）于俊道等：《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页二○○--二○一。
（35）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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