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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虎彬]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诗研究


    [摘 要] 以往中国的史诗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的描述性研究;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外部研究;把史诗作为民族的、文学的经典,以意识形态的观点来代替科学研究。本文提出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的观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关键词] 史诗, 口头传统, 活形态
    前言
    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一直存在着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根本上没有被重视。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我们的民间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民间文化在整个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在不断发生变化。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客观上保护了民族的或民间的口头传统,但是,那是与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相互联系的。另外,民间口头传统对于书面文学传统历史悠久的民族和新近才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它的意义、地位是不同的。按照芬兰学者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说法:世界各个大国和文明古国,在它们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必强调主要以口头传说、诗歌、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形式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
    早在197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开始了保护民间文学的活动。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当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有抢救的问题,弱者才需要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宗教的等等。在今天看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偏见。不然,带着有色眼镜来进行价值判断,只会阻碍民间文化的发展和保护。
    一 史诗研究:学术史的反思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
    (一)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评述
    在中国,以往人们对包括史诗在内的口头文学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文本研究,具有历史学的旨趣,突出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按照20世纪民俗学的学科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多少忽略了口头传统诸多体裁样式的社会文化意义,文本背后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关系被抹杀了。现代民俗学要求人们要深入特定文化的现场,其田野工作带有学科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假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贯彻这一假设去获得经验性的可靠材料。当下也有不少民俗学田野调查报告被发表,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材料并没有当代的学术意义。
    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198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
    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史诗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该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上述著作具有以下特点:1,纳入研究的资料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发现的几乎所有的史诗书面文本;2,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态角度探讨了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初步认定了各民族的史诗类型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从书面文本的结构分析层面上研究了史诗的叙事特点。总之,这套丛书全面描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概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它是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资料基础上的系统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和故事形态学等重要流派;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海西西、哈图、涅克留朵夫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2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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