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莫衷一是的问题。有人说他是道家，有人说他是儒家，有人说他政治思想倾向儒家而哲学思想受道家影响，也有人说他融百家为一家，还有人说不能用先秦诸子的思想去范围司马迁的思想，等等，见仁见智，难以备述。本文以儒道互补阐释司马迁的思想，认为儒道互补现象渗透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
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奇迹般地出现过一个放言无忌、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思想家们想前人所未想，道后人所难道，既相互诋訾，又彼此渗融，形成了各家学派独立的思想体系。后世的思想家们所做的是发展、改造、淘汰、融合的工作，除开吸收外来思想，便难以改弦易辙而创造出与先秦诸子相并列的思想体系，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讨论司马迁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先秦诸子，只有弄清继承，才能看到发展。
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统一，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百家融合的趋势逐渐加强。百家融合并非联合，而是有的被淘汰，有的被兼并，有的被改造而变得更强盛。被淘汰者居多，如杨朱、墨家、农家、名家等。墨家曾与儒家并为显学，《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该是何等的兴盛！但《史记》无杨朱之名，世无杨朱之书。墨传二十余字，附于孟荀之末；《墨子》传世，却长期无人问津。孟子责杨、墨"无君无父"，泯灭差等，不利于维护封建宗法秩序，这当是被淘汰的根本原因。被兼并者以阴阳家最典型，其思想学说大量融入儒家，也为道家所吸收，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在汉代却不复存在。经过改造而变得更为强盛的是儒家和道家。
诸子百家的融合始于战国晚期，《荀子》和《吕氏春秋》是典型的融合之作。《荀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儒家，书中明显兼具道家和法家思想。譬如对于"礼"的解释，认为制礼的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是顺应而不是违反人的本性，合于道法自然。又认为礼与法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其书以十二纪为纲，合于阴阳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天道大经"，思想则杂糅儒、道、法、阴阳等各家。高诱序云："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仁义为品式，以公方为验格。"可见编撰者是有意识地融合各主要派别的学说。
西汉时期思想融合的趋势加强，儒道主体比较明显。《淮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被列为杂家，颜师古注云："内篇言道，外篇杂说。"高诱序云："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于《老子》。"此书泛论万物，包罗万象，以道诋儒者屡见不鲜，其精神内核恰是积极入世的儒学特征，"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同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言简意赅，精辟论述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核心思想。对道家推崇备至，而对其他五家褒贬参半，企图以道家包融诸子。"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显然不是消极无为放任倒退的老庄思想，而是顺应自然积极建功的黄老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新体系。
阴阳五行观念最早均见于儒家体系的著作，如《尚书》《国语》《左传》等。战国时期的邹衍在此基础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创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才俨然自成一家，并大受诸侯尊礼。孔子、孟子不尚怪异，也不讲阴阳五行，处处遭受困厄。邹衍的行时与孔孟的违时恰成鲜明对比，因而战国至西汉产生的儒家著作《周礼》《礼记》《易传》等，便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西汉儒宗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导者，其《春秋繁露》及春秋公羊学全面融合阴阳家思想，集儒家宗法思想与阴阳五行说之大成，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封建神学体系，是儒家思想的新体系。
司马迁成长于诸子思想大融合的氛围之中，他既是司马谈的儿子，又是董仲舒的弟子，自幼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薰陶，谙熟儒道思想新体系，以其特有的心理定势影响于《史记》的创作，形成儒道互补，乃是必然的结果。
法家思想率先为封建统治集团所接受，成为统治思想。秦以法家兴，又以法家亡，西汉前期有识之士对法家统治的弊端具有深刻的认识，贾谊《过秦论》代表着这种认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受此影响，批评法家"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司马迁也受此影响，他虽然对法家思想的统治效益作过不少肯定性的描述，但肯定的只是"可以行一时之计"。《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引《过秦论》作为评论，所揭示的正是法家思想的"不可长用"。司马迁同情韩非等人的遭遇，并将韩非列为发愤著书的楷模之一，这绝不意味着他赞同法家思想。他为法家人物及酷吏立传，皆责以"刻暴少恩"、"严威酷刑"等，体现了反对残暴统治的一贯立场。在《史记》中，法家思想始终是司马迁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西汉前期统治者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政治逐渐稳定，经济日趋繁荣。对此，司马迁作了赞赏性的描述。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法合流的酷吏政治取代清虚自守的黄老政治，而酷吏比法家更残暴、更势利。司马迁以欣赏文景之治的心理定势来观察现实，有感于物盛而衰的转变，对现实充满着反感，立足于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触怒汉武帝。武帝对他的迫害迟早都会发生，遭李陵之祸受宫刑只是一个爆发点。《三国志·王肃传》云："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下迁蚕室。"这一记载与《西京杂记》《汉书旧仪注》说法相同，是汉魏时人的可信之说。由此可见，罹祸受刑是司马迁批判武帝政治而遭受的报复，李陵事件不过是借口而已。刑辱身残必然影响于《史记》的创作，其影响不但在于增强发愤为作的动力，而且在于透彻地认识武帝政治的本质，深刻地揭露仁义掩饰下的残暴。司马迁人生遭遇的不幸，也是形成儒道互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司马迁的儒学渊源颇为深厚，他崇尚六经，奉为统纪，《史记》八书，并将礼乐冠其首；他敬仰孔子，尊为至圣，先秦诸子，独以仲尼入世家。至于总释经传，分述师承，援采入赞，指论是非，则不可胜数。司马迁的道家立场也很明显，以柔克刚的君人南面术，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委曲求全的人生哲理，愤世疾俗的老庄放论，他都深得精髓，从心所欲，信手拈来，随处阐发。儒道思想存在诸多对立性，但往往可以相反相成，互斥互补。儒家注重于整齐群体意识，以主观意志规范客观现实，具有奋发向上的阳刚精神；道家注重于保持个体人格，以主观愿望顺应客观规律，具有抱朴守雌的阴柔特征。司马迁二者兼备，并以道訾儒，以儒诋道，排斥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特征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亦儒亦道、非儒非道的特性。
二
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儒道互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扬儒家的大一统精神，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维护进步统一，反对分裂倒退；第二，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屏弃儒家的繁文缛礼，而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弥补道家的愚民政策；第三，融合儒道两家的尚德精神，全面批判汉武帝的酷吏政治。
司马迁写《史记》是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的。《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来阐释《春秋》大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云："何谓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可见尊崇维护天下统一，乃是司马迁所继承的《春秋》宗旨。不过孔子竭力维护的是行将崩溃的周王朝的统一，志在恢复西周时代的统治秩序，而司马迁则是站在发展的华夏民族历史的高度，维护进步的统一，他的大一统思想源于《春秋》，而又高于《春秋》。
战国晚期，出现了记载自黄帝至周代诸侯姓氏世系的《世本》《帝系》和《五帝德》，这是当时的儒者基于封建宗法思想，为新的统一提供依据。司马迁择其雅言，郑重写入《史记》，形成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至夏、商 周、秦之祖都是一家，周代诸侯俱为支属苗裔，周边民族也与华夏同源的同一血统说，用黄帝的旗帜维护统一。《史记》以十二本纪为纲，统理上下三千年，集中体现了维护统一的宗旨。春秋五霸迭兴，战国七雄并立，致力于分中求合，即予以充分肯定；汉初功臣造反，惠帝时诸吕篡权，景帝时吴楚七国作乱，武帝时淮南衡山谋叛，热中于合中酿分，则皆予以谴责。推测项羽为舜之苗裔，宣扬刘邦是龙的传人，表明他们都可以统一天下，鞭挞秦朝暴政，却肯定秦统一天下"世异变，成功大"；抨击武帝酷法，却盛赞其推恩分封诏令。司马迁在儒家封建宗法思想的基础上，超越《春秋》的宗周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大一统思想。
《货殖列传》序云："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所引老子语详见《老子》八十章，是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反映了人们要求脱离纷争的愿望，而实质在于泯灭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分裂倒退到原始社会。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大一统精神背道而驰。司马迁指出这种治理于当世行不通，只是堵塞人民的耳目而已。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尊儒黜道，政治方略则崇道抑儒，所推崇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班固《汉书·艺文志》云："秉本执要，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都是就黄老之道而言。司马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处处显示出道家立场：尚简易，黜繁缛；贵卑议，忌深文。
《鲁周公世家》比较齐鲁之治：姜尚因俗简礼，五月报政；伯禽变俗革礼，三年报政。周公闻报兴叹；"呜呼！鲁后世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其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制礼作乐的周公也赞赏简易之治，齐盛鲁衰也恰如周公预言。齐国的强盛在于因循为用，鲁国的衰弱则在于繁文缛礼，这在齐、鲁世家中已得到充分的验证。
《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治国"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顺应自然规律，贯穿辩证思想，正是黄老特征。司马迁认为齐桓公称霸，得力于管仲道家之治，班固将《管子》归于道家，颇有道理。《秦本纪》记载由余论治，将中国之乱归咎于诗书礼乐法度："阻法度之威以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而戎夷之治是"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尚简恶繁，合于黄老。司马迁认为秦穆公称霸西戎，即是重用晋裔戎人由余所致。
司马迁并非一味排斥儒家之治，他对晏子治国就特别欣赏。晏子是齐学型的儒家，他曾坚决抵制孔子儒学在齐国的传播而维护齐俗，同时修正了管子的侈靡，以尊礼尚俭力行而重于齐。《孔子世家》引晏子批评孔子，便寓有司马迁对汉儒的嘲讽。《管晏列传》"执鞭"之叹，分明是借古讽今，恨当朝缘饰儒术，穷奢极欲，厚赋重刑，而缺乏晏子式的儒家尽忠补过。
《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是汉武帝时期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典型的黄老人物。治官理民好清静，务在无为而已。为人正直少礼，经常面折庭争，犯颜直谏。他不仅公开揭露汉儒公孙弘、酷吏张汤等权势人物的虚伪奸诈和残忍，而且面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肯綮，淋漓尽致，深刻反映了司马迁对武帝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及道家立场，汲黯即是司马迁的代言人。
黄老思想本为君人南面之术，其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班固以为"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尚书·大禹谟》所谓满损谦益，也是此意，可见儒与道本有共性。对待人民方面，儒家坚持民本思想，道家贯彻愚民政策，而反对厚赋重刑却颇为一致。司马迁在推崇黄老思想时，每每将民本思想注入其中，因而大大削减了黄老道家的阴谋成分。《孝文本纪》就很典型。此纪着意刻划的汉文帝乃是黄老思想的化身，理想的有德之君。他废除种种苛法，力求宽缓，以德化民。以谦虚为怀，以不德为惧，以敦朴为先，以烦民为忌，结果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在文帝形象中，不仅体现出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而且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色彩，儒道的理想之治得到完美的统一。当然，这只是就《孝文本纪》而言。至于他传互见，则又另当别论。
《酷吏列传》序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孔子尚德，注重外在形式的礼；老子尚德，注重内在精神的道；彼此抵触，殊途同归。司马迁并引两家，求同存异，以其尚德斥法观点为理论依据，抨击酷吏政治。从《史记》来看，汉武帝有四大弊政，即尊儒、重法、兴战、争利。尊儒意欲有为，弊在掩饰残暴；兴战因为多欲，弊在劳民丧财；争利为了养战，弊在横征暴敛；重法保障争利，弊在驱民为盗；这就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四大弊政恶性循环，尤以酷吏政治为害最剧。酷吏深受汉武帝重用，暴酷骄恣，趋炎附势，舞文巧诋，嗜杀行威，爪牙吏虎而冠，治民如狼牧羊。故人民不堪，铤而走险，"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酷吏列传》的深刻意义，在于不但暴露了酷吏政治的黑暗，而且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即"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驱民为盗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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