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酷吏的同时，司马迁表彰春秋循吏，推许西汉游侠，肯定陈涉首难的反暴意义，所持观点兼融儒道，都能反映下层社会的思想、感情、利益、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循吏列传》即是清官传，奉职循理，而不尚威严。楚相孙叔敖类似道家，三得相而不喜，三失相而不悔，一切措施悉以便民安民为前提，使得"民皆乐其生。"郑相子产类似儒者，平生惠爱百姓，死后"丁壮号哭，老人儿啼"，这些显然是借古讽今。《游侠列传》序引庄子放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剥去当朝虚伪的儒学装饰，推许闾巷布衣之侠"扞当世之文罔"，寄寓着下层社会抗暴安良的愿望。司马迁解释《陈涉世家》的写作动机，将陈涉起义与汤武伐桀纣、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显示出顺民心反暴政的儒家立场。《儒林列传》记载辕固生与黄生辩汤武革命，是以黄衬辕，意在表明必须抛弃弊冠，即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武革命、陈涉起义、刘邦反秦，都是抛弃弊冠，那么汉朝皇帝一旦贼仁贼义，成为弊冠，也就必须抛弃。汉武帝尊儒，司马迁便以儒家立场提出严重警告。
三
司马迁哲学思想的儒道互补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主导方面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第二，接受儒家的春秋公羊学说，总体意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桎梏；第三，融合儒道两家的人生哲理精义，形成更为进步的人生观。
道家的宇宙发生论比较复杂，非本文所能讨论。《论六家要旨》云："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张守节《正义》云："混混者，元气（神者）之貌也。"大道呈现为混混冥冥，混混冥冥是元气的概貌，只是一落诠释，便嫌偏狭，所以称为"无名"。《老子》二十一章界定天地万物皆生于道。道之为物，于恍惚窈冥之中有物象，有实体，有精气，有具体内容，"元气"一词似难包容。但认为天地万物起源于物质，却正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论六家要旨》接着便论及人类的生死："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裴骃《集解》引韦昭曰："声气者，神也。枝体者，形也。"《庄子·至乐》云："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超然，司马谈慎重，但对生死现象的解释却相近，都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继承，悉以《论六家要旨》为纲领，司马谈的这些见解为司马迁所吸收，则是理所当然，可视为司马迁的思想。
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是司马迁哲学思想的主导方面，表现在力求用人事说明人事，注意人事本身矛盾的对立转化，尽量避免用天道说明人事，甚至对天道表示怀疑，实际上是反对盛兴于当时的目的论。《项羽本纪》中失败的英雄认定"天之亡我"，司马迁用老子的观点责其"自矜功伐"，并指出"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矛盾的转化是由于自身的失误，"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蒙恬列传》中冤死的功臣认定筑长城绝地脉，获罪于天，司马迁则认为阿意兴功，苦毒百姓，恰是获罪于民，"何乃罪地脉哉？"《伯夷列传》中饿死的仁人似乎没有怨天怨地，而嗟叹"命之衰矣"，实则怨之深矣！司马迁由此联想古往今来作恶多端者终身逸乐，积仁洁行者反遭祸灾，于是愤而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封禅书》和《货殖列传》是两篇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杰作。前者以纪实的手法，揶揄的笔调，揭示鬼神之道的荒诞和汉武帝迷信神仙的愚蠢，鞭辟入里，耐人寻味，实则宣扬无神论；后者夹叙夹议，观点鲜明，完全撇开有神论，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释社会现象，是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反映。《货殖列传》否定小国寡民之治，局部有类似法家的言论，但全篇思想仍以道家的顺应自然为理论基础，提倡善者因之，反对政教发征，可见其唯物主义思想源于道家。司马迁以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来矫正儒家的神秘观念，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礼记·中庸》宣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楚元王世家》论赞引用此说，却赋予全新的意义："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祯祥不是符瑞，妖孽亦非异类，国家兴亡全在于用人是否得当。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的先例，纵贯上下三千年，竟是一部英雄史、人才史。这种基调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很不和谐，甚或大相迳庭，意味着司马迁对目的论的抗争。
司马迁处于尊儒的时代，受过儒家的教育，掌握和使用的文献也以儒家著作为主，他本人又具有爱奇的意趣，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始终与儒家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有不解之缘，也就始终存在唯心的一面。《天官书》记载了数百星体星座的位置及其运行规律，代表着当时天文学的成就。但书中总是将星象与人事相比附，认为某些星辰的出现、运行和变化会造成人类的祸福，天下重大事件的发生必有星象预兆，星象预兆即是上天对人类的指示或警告。略古详今地叙述春秋以下主要历史事件的星象兆示之后，司马迁得出结论："由此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借天变示警以抨击时政，匡正人君，《诗经·小雅》早已有之，《国语》《左传》屡见不鲜，《春秋繁露》进而理论化、系统化。司马迁的这种神秘观念既有古代占星术的影响，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宇宙观的反映。
《史记》中有不少关于神灵怪异的描述，究竟如何理解？扬雄《法言·君子》云："子长多爱，爱奇也。"著录神灵怪异即是爱奇的表现之一，爱奇也只是著录神灵怪异的原因之一。明、清学者注重"得其意于言外"，探寻神灵怪异描述中的寄托，如曲笔抒愤、暗寓褒贬等，这是一种精辟的见解，可以解释某些神灵怪异的描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指出："积善余庆，阴谋阳祸，《史记》一贯之旨。"这说法接触到了司马迁哲学思想唯心的一面，也可以解释某些神灵怪异的描述。爱奇、抒愤、积善余庆等，这些说法都言之成理，但以任何一说概括《史记》全书的神灵怪异，都显得牵强。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爱屋及乌，将他说成彻底的无神论者。《史记》叙述殷契、周后稷、秦大业、汉高祖及文帝、武帝的出世皆有异征，《陈杞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齐国田氏代姜八世以前的卦辞预言，《赵世家》则详写三家分晋七世以前赵简子梦见上帝赐命，这些显然是董仲舒君权神授观念的反映。田氏代姜、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演为战国，司马迁难以解释这一社会演变，于是只得归于天命。秦朝的统一，汉朝的建立，张良多次救刘邦，傅宽、靳歙总是打胜仗，这些现象都难以解释，于是也都归于天命："此非天哉！""此亦天授！""盖若天所助焉！""岂可谓非天乎？"至于《高祖本纪》所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好象是董仲舒的口气了。"
司马迁虽然抵制目的论，但他的深层意识却未脱桎梏。然而司马迁也无意宣扬董仲舒的天人之学，班固《汉书》才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全文引载其《天人三策》，并且专立《五行志》。司马迁不同于班固，是由于道家哲学起着抵制作用；但道家哲学无法圆满地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便只得用董仲舒的天人之学来弥补。
司马迁的人生观也充分体现了儒道互补。
儒家的处世哲学倾向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先秦儒者大多违时嫉俗，坚持真理，为拯救社会而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孔子世家》所载颜回语："不容然后见君子！"汉代儒者固有申培公、辕固生、董仲舒等或多或少保持孔孟遗风者，但如叔孙通、公孙弘之流则大多趋时媚俗，追求富贵，为满足私欲而进取，知其有可为而为之，如方苞《又书儒林传后》所云："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司马迁鄙弃汉代儒生的虚伪势利，其人生观的主旋律乃是先秦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集中体现于崇尚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崇尚三不朽则又集中体现于重名，如《报任安书》所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立言垂名于后世。司马迁热情歌颂的人物无论高低贵贱，都是锐意进取的志士，坚韧不拔的俊杰，慷慨悲壮的英雄；或树立高尚的道德，或建立辉煌的功业，或创立独特的学说，流芳百世，垂名千古。陈涉首难，"死即举大名耳"；伯夷死义，"得夫子而名益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伍员"隐忍就功名，名垂后世"；信陵君礼贤下士，"名冠诸侯"；蔺相如退让廉颇，"名重泰山"；刺客荆轲等"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游侠郭解等"修行砥名，名不虚立"；至于隐说名垂千古者，则不可胜数矣！名是三不朽精神的标志，非今人蝇营狗苟、欺世盗名者所能语。重名，崇尚三不朽，是司马迁人生观的主旋律，也是《史记》的主旋律。
道家的处世哲学倾向顺应自然，清静无为。庄周派愤世嫉俗，超世脱俗，力图回避矛盾，知其不可为而不为。黄老派柔弱自处，清虚自守；不矜功伐，委曲求全；以退为进，以予为取；顺应自然规律，无为而无不为。司马迁得益于庄周派的愤世嫉俗，而以黄老派处世哲学为基调，提倡谦虚退让，反对自矜功伐。这种基调本于《老子》，合于《周易》。《老子》云："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周易·谦卦》云："君子有终。"《易传》释为"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朱熹注曰："先屈而后伸。"都表明谦让须以进取为前提。
《史记》各部分开宗明义，俱为"嘉让"。《五帝本纪》嘉尧舜禅让，《礼书》嘉礼让，《吴太伯世家》嘉太伯、仲雍以及季札让位，《伯夷列传》嘉伯夷、叔齐让国，从而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谦虚退让与自矜功伐，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西伯"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循吏"不伐功矜能"；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曹参、张良、陈平等明哲保身，善始善终，他们的处世哲学得到充分的肯定。帝纣"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他们的处世态度只留下千古遗憾。《淮阴侯列传》论赞云："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惋惜之意，溢于言表。项羽、韩信不但豪迈进取，且有丰功伟绩，可惜不懂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道理，落了个"强梁者不得其死"。可见谦虚退让与积极进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生死观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的生死观重视节操，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都认为节操重于生命。道家重视生命，老子讲摄生之道，庄子讲养生之道，都强调自然无为，保全生命。《太史公自序》云："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报任安书》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重视生命的存在，更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前提，主张生则顽强，忍辱负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种生死观在评论伍子胥、蔺相如、魏豹、彭越、季布、栾布等人的生死态度时阐述得精辟而透彻，而他本人更以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以及《诗经》作者等发愤为作的事迹自策自励，完成《史记》的创作，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死观由儒道互补而形成，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比儒道两家的生死观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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