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与郭沫若并称的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的史学道路既具本人的典型性，又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他代表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批"国学"根柢深厚、严谨正直的学者，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斗争考验，终于实现了向唯物史观跨越的学术--人生道路。
一、国学名家
范文澜（1893-1969）字仲沄，出生于浙江绍兴①。1914至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就读，曾师从音韵学家黄侃、陈汉章和古文学派学者刘师培。1923年以后，即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与顾颉刚相过从，应顾之约，组织朴社，编辑出版书刊。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上街参加了反帝游行。随后他开始阅读宣传新潮流的书籍，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南开支部书记。后因党的组织遭受破坏而失掉关系。他在大学所教课程有经、史、文学课，自编讲义，为学生所欢迎。在北京，除在北京大学任教外，又在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课，最忙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1932年，他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任文理学院院长。繁重的教学任务，促进了他的著述，这一时期先后出版有《群经概论》（1926年朴社出版），《水经注写景文抄》（1929年朴社出版），《正史考略》（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文心雕龙注》（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②还著有《诸子略义》。③在抗战爆发以前，范文澜已经是一位在大学任教十多年的教授和出版有多种著作的知名学者。
综观上述几本著作的体例和内容，这一时期范文澜的治学路径，主要特色是继承了清代考据学者的方法，具有广博的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知识，善于钩稽材料，进行考订、注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群经概论》内容涉及全部儒学典籍，博采了以往各个时期学者的有关论述。《正史考略》则囊括了二十四部"正史"（但未包括《明史》，以《新元史》取代之）。与前书相比较而言，搜集材料之丰富相同，而较之更有改进的是，书前作者精心撰写有一篇《绪言》，对中国史学的源流和著史得失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三项：一是引证自《说文》至晚清发现的甲骨文材料，提出本人对"史"的来源的看法。二是论通史与断代史的得失。三是就历代"正史"的别识心裁和编撰方法论，范氏划分隋至唐初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如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等，诸史的撰成，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自隋文帝禁撰私史，而唐初李世民诏廷臣十七人，以何法盛、臧荣绪十八家晋书重行编撰，称制旨临之，既成题曰"御撰"，从此国史便成官书。由于官府设局监修，一切以当权者的意志定是非，且造成修史者之间互相推诿、掣肘、分歧、戒备，所修史书失却统御全局的史识，类如官府薄书，而且效率低下，"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因此，官方的控驭干涉，制度的百弊丛生，是造成后代"正史"暗淡无光的根本原因。
最能代表范文澜对传统学术高深的造诣和他治学把"文""史"打通一片之特色的，是后出的《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曾师从黄侃学习《文心雕龙》。二十年代以后他在南开大学及其他学校多次讲授《文心雕龙》课程。1925年，范文澜撰成《文心雕龙讲疏》。梁启超为之作序云："其征订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指刘勰）也。"《文心雕龙注》一书即由《讲疏》增修而成。当时开明书店编辑部在《校记》中评价此书说："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校订之精，前无古人。"此书在解放后又一再重版，至今仍获得海内外文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牟世金在他为中国《文心雕龙》研究学会所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一书写的前言中，称《范注》是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成果"。又说："此书为注《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已早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如日本户田浩晓氏著《文心雕龙小史》，即谓范注'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台湾王更生谓是书'确实在《文心雕龙》的注释方面开一新纪元'，王元化更称'《范注》对《文心雕龙》作了详赡的阐发，用力最勤，迄今仍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这些评价都并不为过。"
何以《文心雕龙注》能历经半个世纪时光的考验，至今仍享有如此盛誉呢？这不仅由于范文澜熟悉典籍，征引宏丰，考订精审，而且因为他对于传统学术经、史、子以至诸家文集、笔记之类都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故能广泛联系贯串，抉幽阐微，注本就能在材料上和见解上都胜人一筹，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巨制。《文心雕龙注》是范文澜国学造诣高深的明证，这样说绝非溢美之词。他注《辨骚篇》，因此篇原文多引《离骚》，故全录其文。分段依戴震《屈原赋注》，韵依江有诰《楚辞韵读》，均系严格选用清儒训注之最佳者。每段之末用简洁文字概括本段大意，极便读者。而《史传篇》讨论的是史学著作的源流、得失，范文澜的注文也与史学关系最为密切。在这篇注文中，他广泛搜集前人研究成果，评价得失，纠正谬误。指出《史传篇》对史学源流的论述具有创始的意义，强调《史传篇》开《史通》评论史学之先河。范文澜还正确地评判刘知几所言与《史传》篇歧异之处及其错误。《史传》篇论《汉书》的成就称："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惩贿鬻笔之愆，公理（仲长统字）辨之究矣。"范文澜注云："至于"以下四事，当在仲长统《昌言》中。班固《叙论》自负甚至，因而有人嫉忌，造作谤语。前二句，当即仲长统证明《叙传》说非夸诞之语。后二句，范注更详为辨析："《汉书》赞中数称司徒掾班彪云云，安得诬为'遗亲攘美'？《北周书·柳虬传》虬上疏言：'汉魏以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纵能直笔，人莫之何，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据此，虬已知班固之冤。刘子玄深于史学，而《曲笔》篇竟谓'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称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何无识轻诋至此乎！"时贤论著中仍见有继续辨明《史通》此处指责班固、陈寿的不当，范文澜对此早已明论其是非。
抉幽阐微，引发新义，是范注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史传》篇原文有云："唐虞疏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这是认为史籍的开端是《尚书》中典谟、诰誓诸篇。范注对此加之辨析："《尚书》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虽为古史，而体例未具，非正史之宗。至周公④制《春秋》，编年之体，于是起也。"指出《尚书》虽属史的范围，但尚不是正式史书，编年史著应从《春秋》开始。《史传》篇又有针砭史家记载久远年代的事附会讹伪的话："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对此，范注申明刘勰的议论对刘知几的影响，并引证自先秦至汉、晋、两宋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儒生因嗜古的癖好，越往后竟将上古史事推得越远，牵强附会，造成许多迷误。他的议论，明显地吸收了近代学者顾颉刚等人古史辨伪的理论和成果，因而从近代学术思想的高度阐发了《史传》篇提倡征信阙疑、反对好奇穿凿的原则，赋予古人有识之见以新的意义，故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二、向唯物史观跨越的条件
三十年代前期范文澜的著作，包括最受人们赞扬的《文心雕龙注》在内，基本上都属于考证学派的范围，到了四十年代初，他却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出供解放区广大干部学习，并且受到国统区读者欢迎的通史著作。二者之间相隔只有短短数年时间，那么，促成范文澜学术思想产生如此巨大飞跃的条件是什么呢？
明显地，分析这一问题，不仅对探讨范文澜史学道路必不可少，而且对于正确地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是很有必要的。概括来说，应该归因于下述三项：
第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范文澜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切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勇于反抗反动统治势力。范文澜与女革命家秋瑾是同乡。他的家离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实际是革命派培养人材的军事学校）只有半里路，他的哥哥范文济是大通学堂的学生和分队长，少年范文澜常见到秋瑾男子装束，骑马外出的英武神态。1907年夏天，他亲眼见到清朝官兵到大通学堂强盗般地抓走秋瑾，半个世纪后他撰文回忆说，当时，"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⑤革命党人奋斗牺牲的可贵精神在少年范文澜心中播下了关心国家命运、仇恨反动势力的思想种子。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便因受"反满"思想影响而毅然剪去长辫，表示对清政府的蔑视，受到校长黄炎培的夸奖。五四时期他虽未加入斗争行列，但思想上的苦闷也是因忧虑国事所致。至五卅时期，他已坚决赞成反帝，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鲜明的爱国思想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不但参加了党领导的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而且在党员的影响帮助下，开始阅读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从此他确立了信仰共产主义，决心放弃固守国学樊篱的旧立场。1927年，范文澜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这一时期，"因在课堂上和接触学生时，常读国外国内大势和共产主义，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5月间天津警备司令部派人逮捕。 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协助，离开天津到北京。"其后，"在北京教书几年间，和个别党员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和互教会联系。"⑥反动军阀、宪兵、特务把他视为危险的进步学者，于1930年9月和1934年暑假后，两次将他逮捕， 都因大学校长、教授多人联名营救获释。但是他的行动受到反动派的监视，除中法大学外，各大学都不敢再请他任教。
范文澜在抗战前所写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序言和《大丈夫》一书，表明他自觉地把本人的著作与人民的斗争事业联系起来。《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29年出版。范文澜在序言中用林木、山水象征手法和议论，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下少数人享乐，压榨工农民众的不合理社会现实。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号召人们铲除那些玷污山川的东西。"首先把那片野生森林整齐一下，恶木悉数伐去，良木排得有条有理，教他平均地发展，欣欣然而向荣。"然后，尽量开发山川自然之美，让人类过上合理、文明、美满的生活。
《大丈夫》一书于1935年编成，后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时，日寇扩大向全中国侵略的阴谋更加暴露，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范文澜选择历史上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编写成通俗历史读物，目的就在于激发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痛斥蒋介石对外卖国，对内残害革命人民的罪恶，号召民众人人做挽救危亡，"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略"的大丈夫！
第二，民族解放战争烈火的锻炼、考验，为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最好的课堂。这是范文澜更加难得的地方，他走出了书斋，来到抗战游击区，在严酷的环境中锤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1936年，他由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次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局面出现，在党组织领导下，范文澜和王阑西、嵇文甫一起创办救亡刊物《风雨》周刊，进行抗战动员，推动河南省的救亡运动。范文澜又在开封创办抗战讲习班，训练对象主要是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青年学生，他本人亲自讲课。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 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在第五战区抗敌委员会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他的勇敢、忘我工作热情和丰富学识，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⑦当时和他一同工作的王阑西曾回忆说："他在信阳活动，一直到1939年春季。这几个月中，范老深入群众，作抗战动员，足迹踏遍了桐柏山区。"以后，中共河南省委安排他在省委宣传部作干部教育工作。在这段环境及其艰苦的日子里，范文澜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⑧他作为抗日武装队伍中的一员，从事抗战动员和扩大游击区的工作，是在最生动丰富的革命熔炉中学习马列主义，加上书本上的深入钻研，因此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在范文澜的人生--学术道路上，这几年从事抗战实际工作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这些活动，使他兼具学者和革命家的品格，学习马列主义更加得其精髓，并且成为他血肉的一部分。1939年9月， 范文澜在河南省委机关所在地竹沟镇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范文澜又善于继承传统文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如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旨趣，朴素的辩证观点，成为他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前者与后者虽在发展阶段和完善程度上属于不同质的，但二者之间毕竟有其联系，前者构成向后者飞跃的内在基础。范文澜前期思想中具有朴素辩证观点。《文心雕龙·史传》篇注即是明显例证。刘勰云："至于纪编同时，时间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人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这是概括著史涉及当代人物、事件时，由于"世情利害"、权势干预等因素，而造成有所隐饰、歪曲。范注分两层申其说。第一层云："《史通·曲笔》篇申述彦和此论。"故刘知几反复指斥褒贬失实、虚美隐恶的行为："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共疾也。"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第二层更为可贵，范文澜对于史书记载失实区分了两类情况。属于有意曲笔，"任情高下，爱憎无准"者，违背作史必求信实的原则，应该谴责。但还有另一种性质的问题，非有意歪曲，出于环境的压力或材料失实、认识产生偏差所致。范文澜举出了五种情况，对史书失实尽可能作了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讨论致误的原因，避免了看问题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因而所论比前人推进了一步。这一事例说明范文澜善于从传统文化和五四以后思想潮流中吸取营养，突出地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来就是人类优秀文化发展的成果。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学者当然更容易学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体系，并在普遍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的客观环境下，经过刻苦努力，达到精熟地运用它。上述诸项条件，使范文澜完成了由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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