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7:11:51 学苑出版社网站 江帆 参加讨论
导致叙事者重新设计讲述策略 民间叙事者在与研究者乍一接触时，一般都心存疑虑。这时采录的文本，多是经过叙事者的挑选或做了调整的，准确地说，是专门讲给研究者听的，尽管在场可能还有其他听众。如果将这一阶段采录的文本与彼此熟稔后采录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同一个叙事者，在涉及对文本的看法方面，前后竟有很大不同。对谭振山调查之初，笔者就了解到太平庄一带有信仰狐仙的习俗。而问及谭是否会讲狐故事时，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从来不信那些封建迷信。在此后的跟踪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谭振山的几位故事传承人——祖母、继祖父、伯父都信狐仙，他不但从小就听这类故事，长大以后，还经常为村邻书绘狐仙牌位。终于，在笔者与其相处五年之后，再次问及此事时，谭振山坦然承认自己持有这一信仰，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许多狐故事。 叙事者针对研究者而调整讲述策略可能还出于另外的原因。如男性叙事者一般不会对女性调查者讲荤故事，尤其双方属于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时更为避讳。有时候，即使是同性之间，叙事者也避免讲这类故事，担心研究者会误解自己的人品。由于研究者的介入，有时会影响叙事者的常态讲述，因此，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中，必须注意这一因素。 触动叙事者对文本价值有新的体认 研究者不同于普通的听众。在许多叙事者的眼中，研究者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这些有身份的人对民间叙事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对叙事者给予的极大尊重，一般都会触动叙事者对故事价值有新的体认，对原以为无甚价值的“瞎话”刮目相看。进入这一境界的叙事者，往往会由对研究者的被动适应变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例如，1992年，谭振山在赴日本出席“国际民话博览会”期间，曾面对数十个国家的学者讲故事；此后，笔者也曾多次陪同域外学者对谭振山登门造访。笔者注意到，每次面对域外的专家学者，谭振山不但不紧张，反而比平时还要兴奋，讲起故事来格外生动。1998年暑期，笔者将谭振山接至家中，与台湾学者陈益源以及笔者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一道，对其进行故事采录，一连两天，谭振山的精神都处于亢奋之中，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话匣子打开就很难收住。用他的话说：“和你们这些人聚一块儿不容易，最好的故事就要讲给你们听。”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能会听到一些叙事者平时认为“讲出来不好”或“不好讲”的故事，因为叙事者已经了解了研究者的工作性质，已将其与一般听众区别开来，将研究者视为其故事的真正欣赏者，是难得的知音。可见，研究者对讲述情境的介入，产生的不完全是负面效应。 四、叙事者对故事程式的把握与活用 日本学者野村纯一将民间叙事者划分为两种类型——纯传承型与创造型。①从叙事风格来看，谭振山不属于那种墨守固有讲法、带有极大转述性质的“纯传承型”叙事者，而属于那种“创造型”的故事家。作为可讲述800多则故事的“大家”，谭振山储存故事，并不凭靠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准确地说，他是谙熟了故事的结构章法、程式与套路，运用平时积累的大量的“情节素”，在讲述中随时进行灵活调用与配置的。在对谭振山多年的追踪调查中，笔者发现，谭振山对民间叙事程式的掌握与运用，已经相当熟练，达到运用自如、天衣无缝的程度。很多时候，即使他对情节动了手脚，听众与一般调查者也无法察觉。有些故事是笔者在不同场合听其讲述过多遍，才识察出他的这种即兴发挥与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即兴发挥，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叙事者本人内化了的文化观念和人生经验的自然流露。新加坡学者容世诚认为：“即兴是一种个人的临场即时创作。而这一刹那的决定，由决定到选择、到组合种种程式，都需要以内化的、经过漫长岁月积累沉淀而成的表演传统为基础。”② 谭振山在讲述中信手拈来的创造与发挥，体现出他在叙事程式方面的丰富积累。“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洛德（Albert Lord）认为，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③在辽宁地区，如谭振山一样富于创造性的故事家很多，他们对民间叙事程式的谙熟与运用，是在多年的讲述传统中，为适应北方地区民众的口味磨练出来的。据史料记载，辽宁过去“地处荒寒，入冬无所事事，习焉游惰，”④ 漫长寒冷的冬季，单调贫乏的夜生活，使辽宁父老不喜欢三言两语式的短故事，认为“不供听”（不过瘾），人们喜欢情节丰富曲折的长故事。这可能也是辽宁在现代为什么会涌现出袁阔成、刘兰芳、陈清远、田连元、单田芳等全国驰名的说书名家的原因。 当然，叙事者在讲述中对程式的把握与活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讲述活动，首先都离不开一个相对固定的、成型的文本。而且在很多场合，文本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可以随便变动的。在特定的讲述情境中，叙事者若想对文本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或者引入其他附加意义，都必须找到与文本原有的意义与内容的契合点，同时还要适合讲述情境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如同普洛普（Propp）所强调的：故事内容是可置换的，但置换须服从规则。①也就是说，特定的知识能否进入既定的规则体制，要视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品质。民间叙事传统既赋予了叙事者某些自由，同时也存在某些对其的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