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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信息时代的口述叙录——口传文化与口述史研究概况


    [摘要] 口传文化“文字化”叙录,是解决历史传承断层与后裔认同危机的一个办法;历史并非只是帝王的历史,文化也决不仅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文化,尤其在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如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态度及其信息传承等方面问题的学科,口传文化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将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本文回顾了中国口传文化及从文字化印刷到网络化传播的概况,探讨口传文化在信息时代如何寻找一种用现代媒介叙录和传播的方式。
    [关键词] 口述;口传文化;信息时代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4)03-0026-06
    

    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无论在哪个阶段,口传或口述的信息传播及其文化特性,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和延续着。
    口传文化的“文字化”叙录
    在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民族中,口耳相传、动作或图像等,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由此而形成我们现在称为神话、传说、古歌、史诗、谣谚以及以象征性物像、图像和仪式等为基本内容的无形文化遗产。面对面口传身授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是口传文化阶段的传习特征。传统的权威、信仰、伦理、风俗和习惯法等,借口传和仪式等方式得以维护和传习。
    人类的文化是多元文化,这从人类创造和使用的数以千万计的语言便可窥知一斑。国外传播学学者认为,语言的产生不论有多少起点,必定是在无数彼此没有什么接触的部落和部落群中逐渐进化形成的,每一种部落语言必定反映讲这种语言的人的经验和正在发展的文化。直到现在,全世界尚存不下数千种语言和重要方言土语,并且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着。全球化的大趋势更加速了这些濒危文化的灭绝。而过于急速的文化变迁、社会转型、发展差异和权力失衡,则可能导致观念和行为的极端主义,并由于利益、信仰等问题而引发冲突。“9.11”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包括语言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民族基本识别标记,是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早在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发起《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正式宣布包括我国昆曲在内的第一批项目。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没有发生文化断裂的国家,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我国也面临世界同样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抢救和保护。比如,一些无文字民族由于缺乏文字书写,受到外来文化语言的影响之后,逐渐失去了口述文化历史的传承,导致历史断层与后裔的认同危机。少数民族学者巴苏亚·博伊哲努在《台湾原住民的口传文学》一书中认为,因社会的变迁,声光传播媒体所提供的新颖节目取代口传文学的功能,口传文学容易面临断绝的危机,解决方法为将口传文化“文字化”。
    口传文化“文字化”叙录的尝试,我国古代有辑录民歌的《诗经》、辑录神话的《山海经》、辑录灵异故事的《聊斋志异》等经典名作。但它们只是浩如沧海的口传文化中的一滴,还有大量口传文化遗产留存在民间。
    20世纪初和中叶,与民主革命和民族意识相伴而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把“记录民众的声音”与引入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结合在一起。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热潮、西南联大的民族学考察,使一大批流落江湖的口传文化登上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深入实地收集“口述资料”,研究口传文化。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代表着20年代~40年代中国口传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另外,鲁迅、周作人、胡适、沈雁冰、朱光潜、岑家梧等著名学者,也不同程度地涉足过中国口传文化的研究。
    从50年代到60年代,以“民间文学”为核心的口传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成为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这期间为人熟知的作品有《阿诗玛》、《梅葛》、《刘三姐》中的山歌(尽管加工成分较多)等。研究成果较著名的有钟敬文的《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及一些集体编写的研究或宣传“新民歌”的文字。
    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有关口传文化的记录和研究基本终止。这时期在台湾出版了不少口传文化研究的辑录和论著,如娄子匡的《神话丛话》、赵元任等的《中国民间传说》、朱介凡的《中国歌谣论》、李亦园的《信仰与文化·神话的意境》、王秋桂编的《中国民间传说论集》,和一些学者在有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张光直的中国创世神话研究、凌纯声的昆仑丘与西王母研究、王孝廉的中国神话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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