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耀]信息时代的口述叙录——口传文化与口述史研究概况(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7:11:41 学苑出版社网站 邓启耀 参加讨论
80年代以后，中国有关口传文化的研究重上台阶，口传文化的记录有了更科学的指标，对口传作品的理解也从单一的“文学”功能拓展到“文化”的层面，即充分注意发掘口传作品产生发展的历史源流、传承方式、相关的生态、社会和民俗背景、信仰基础、文化功能等方面。20年内，数以万计的民间口述文本得到记录和研究，成果丰硕。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规模浩大的“三大集成”（即民间文学集成、民间舞蹈集成和民间音乐集成）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长篇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搜集等。研究口传文化及其相关民俗的论著如雨后春笋，无法尽数。在短短篇幅中，要提供一份满意的参考书目是困难的，我们只能以中国口传文化研究机构公示的一个数据，作为这方面成果某种相对的说明。 2001年，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聘请国内资深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中国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个人学术著作成果进行首次评比（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集中检阅20年来中国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评出的一百多部著作里，绝大部分是有关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民间故事等传统口传文化及相关民俗的研究。下面，我们仅列获得一等奖以上奖项的著作，即可窥见一斑： 最高荣誉奖：《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播谷集》（贾芝）、《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姜彬）； 特别奖：《刘魁立民俗学论集》（刘魁立）、《中国生育信仰》（宋兆麟）、《中国民俗学》（乌丙安）、《中国原始艺术》（刘锡诚）、《意匠文字》（吕胜中）、《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段宝林）； 一等奖：《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张振犁）、《比较故事学》（刘守华）、《玛纳斯论》（郎樱）、《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格萨尔论》（降边嘉措）、《中国神源》（潜明兹）、《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杨利慧）、《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左汉中）、《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中国灵魂信仰》（马昌仪）、《中国虎文化研究》（汪玢玲）、《<荆楚岁时记>研究》(萧放)、《敦煌民俗学》（高国藩）、《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中国巫蛊考察》（邓启耀）、《中国创世神话》（陶阳、牟钟秀）。 上述成果只是20年来中国口传文化研究的部分代表作。据专家评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宏观还是微观，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获奖著作“反映了我国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轨迹，以及从单薄到厚重、从不为人知到享誉世界的当代学术历程”见2001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等。如果我们把那些没有参加评奖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著排列一下，那更是一个极长的目录。 口述史：历史在这里变得民主起来 印刷和书写，是口传文化阶段之后人类信息传播的又一里程碑性事件。它们直到现在还在为绝大多数人广为使用。 以发明印刷术而自豪的中国人，对文字几乎有一种迷信。在民间传说中，践踏字纸是一项要下地狱的罪行；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律令，也将文字印刷品视为不可亵渎之物。特别是那些以官方名义发布的文字信息，如法律、条例、史书等等，更成为权力甚至霸权的象征。但是，书本上的历史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是当权者的历史。史书的书写者要吃饭甚至要保住人头，不得不看脸色写字，或删削，或篡改，或“为尊者讳”。那些不怕死“秉直而书”的史官故事，多半是由于缺货而树起来的典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大历史的叙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细节，而且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而丧失话语权力的民间口传文化，几千年来不是遭压制，就是被“雅驯”，最多成为落魄文人野史笔记的材料，充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现在，认为口传文化或口述史不科学、不能成为“信史”的还大有人在。 事实上，历史并非只是帝王的历史，文化也决不仅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文化。尤其在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如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态度及其信息传承等方面问题的学科，口传文化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将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一开始是和口传文化的研究混而为一的。“五四”以后，“疑古”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学派”首先揭露了权威“信史”不可信的种种疑点；刚刚否定了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对“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有了全新的阐释。大批革命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对“民间语言”的重视，形成了对“底层”人话语权力剥夺的历史的解构。反对传统书写方式，提倡印刷文化口语化的“白话运动”，可以说是口传文化对垄断性话语霸权的书面文化的一次颠覆。随之而来的“歌谣运动”、“民俗运动”、“革命文艺”、“抗战文艺”等，也大量将民间口传文化的资源，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学科建设的基础。甚至在非权威文献非名家版本不谈的史学界，民间的“口碑”材料也开始进入一些史学家的视野（这一学科50年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之为“口碑史料学”）。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新政权对于20世纪中国史的梳理。除了一些还活着的当事人对近现代史某些重大事件的记叙，主要的口述史集中在20世纪初以来迅速转型的中国历史，如清王朝的结束、反帝反封建运动、三民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为此做出贡献的是大量亲历者，包括功臣、战犯、名人和平民。组织口述史叙录的重要机构之一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多年来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文史资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进行收集和保存，规模宏大。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了大约150多辑（不包括地方收集的）。国内在这方面较著名的口述史著述，有王庆祥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访谈等；在国外，有关中国口述史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1957年即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述。还有最近在海内外诸多媒体炒得很火的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等。尽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经典语录被念了多少年，但“权威”的历史叙录者，还只习惯叙录“权威者”的历史。人民事实上是“沉默的大多数”或常被用作言说象征的政治花瓶。民众历史在非民主化时代几乎是空白。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口述史》杂志的创编人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指出，口述史是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她的意义是力图让历史在这里变得民主起来。它为历史学带来的变化在于拓宽了研究范围，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使各阶层的人们建立联系。“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