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史学家众若繁星，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史学思想繁芜博杂，令人目迷五色，皓首难穷。本文仅就中、西史学思想的变革作以简单介绍和比较，以助于我们了解中、西社会变迁的异同轨迹。
一、史学视野的不断扩大
历史学源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具有比一般学科更为古老的历史。文字产生以前的神话、传说、诗歌当中就包含了人们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认识，因此，这些神话、传说、诗歌便成为史学的源头。
在神话和传说中，人事被神事掩盖着，事件是相互孤立的。在神话和传说时代。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历史认识是朦胧的。
由于文字的出现，文明时代随之开始。最初出现了记载神话和传说的歌谣及史诗，之后记述真人真事的作品日益增多，人类的思想表现形式也开始从诗歌过渡到散文等其他形式。在希腊，这个过渡时期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 当时出现了力求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把有关城邦、民族、神庙等事物的起源的口头传说记载下来的散文作家，他们的成就成了后来的史料。在中国，一般认为史官制度建立于商代。我国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在商代已有相当规模，当时的"国之大事"祀与戎的情况通过甲骨文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古希腊的散文，或是中国的甲骨文、铭文、《尚书》、《诗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简单、孤立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是"天人感应"观占主导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这些早期的记载还称不上史学著作，只能视为史书的雏型。
一般认为史学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在西方，史学产生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中国，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从那时开始，史家已不再满足于记载简单孤立的事情，并且试图从一系列的事件中发现因果关系。在西方，一般公推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不仅是第一位将一系列事件按适当的体例进行联结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他的《历史》一书被后人认为是西方最早的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的许多地方，遍及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他虽然赞颂古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的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了影响。
希罗多德生活在古希腊社会新旧思想变革的交替时代，他的历史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神定论、宿命论等色彩。在史料的求真方面，修昔底德则远远超过希罗多德，他非常重视史料的辨析与考证。他一反过去那种对传闻与事实不分的情况，使其著作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使古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有了更高的发展。
中国第一部比较详细、完备的历史著作是《春秋》。自周平王东迁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孔子绝口不谈"怪、力、乱、神"。①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对史料进行认真选择和评介以求真的史学家。孔子观百二十国宝书，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删定作《春秋》以"正名"，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可以说孔子的求真精神不亚于修昔底德。
我国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当推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还涉及到了朝鲜、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西亚等的历史，并在《大宛传》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司马迁还继承发展了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人本观念，以神学异端的姿态，对公羊学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阴阳五行观念以猛烈地抨击，为使我国史学独立于神学之外作出杰出贡献。
史学思想的变革同社会历史的变迁相伴随，是极其复杂的。在西方，由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开创的以人为中心的史学，经波里比阿斯、普鲁塔克、阿里安、阿庇安、凯撒等著名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的发扬光大，到李维和塔西陀时，光辉璀璨闪耀。但公元五世纪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神学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居于无上地位，一切的学说和思想都被打上神学的烙印，史学也不例外。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四、十五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基督教神学史观统治着西方史坛，史学沦为神学的奴仆与附庸，它以《圣经》作为判断事实正误的圭臬，从而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
基督教史学以神学观念代替人本观念是史学思想的退步，但基督教史学视野却超过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史学视野，这却是史学思想的进步。基督教史学只注重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必然性，而忽视历史的独立性、偶然性，因而基督徒的世界史不象古希腊的世界史那样限于那些发生相互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事情，而是溯及人类的起源、述及各个民族的产生、发展，论及人类文明的兴衰。正如克罗齐所说，基督教史学"是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世界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②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中世纪的基督教编年史学家所写的世界史，只写巴比伦、亚述、波斯、罗马四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在罗马史内，认为它是罗马帝国的连续，这就是所谓的"四帝国论"。在这种宗教史观的支配下，它制定的世界史体系，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不完整的。
基督教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按照上帝的意志从充满罪恶的"人间之城"向和谐幸福的"上帝之城"不断进化的必然过程，贬抑"世俗历史"（君主与国家），否认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积极、主动作用；褒扬"神圣的历史"，使传说、神话、奇迹排挤了真实的历史，这是它的退步。但它从原罪说起，认为自私和趋向邪恶是人的普遍倾向，社会的进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人类的堕落和战胜魔鬼的过程，这又是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源头。
在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中国史学大不同于西方史学。在历史观上，从东汉班固之后，"五行循环论"、"天人感应"说，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支配了大批历史著作，支配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但总的说来，中国的传统史学是"天命"史观和人本史观即英雄史观相杂糅，而更多的是英雄史观。强调"圣君"、"贤相"的地位，重视"人谋"的作用。不仅"正史"中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它各种史书中人物传记也非常繁多。总之，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十分突出，这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在中世纪完全沦为神学的附庸相比则大相径庭。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尤其光辉璀璨。当时地主豪强各霸一方，朝代更迭频繁，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一是使统治集团更加注重以史为鉴进行权力之争，二是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仅使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百花争艳，而且促使人们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说进行猛烈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是范晔。他公然宣称："天下决无佛鬼！"范晔还继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重视史论，主张作史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因事就卷内发议论，以正一代得失。"③
隋唐统一后，中国的史学思想又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强调思想的统一，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褒贬人物。自西汉以后私人修史被官方修史所取代。尤其唐代，对官修史书特别重视，特设史馆，李世民亲自出马，组织人力物力领修《晋书》。因此著名公卿皆兼领史职。这对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如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是唐代撰成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强力干预、控制，使史学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掩恶虚美"，"饰非文过"。安史之乱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对社会现实和官修史学进行反思，逐渐形成了一股以社会现实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杜佑的《通典》。他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强调重人事，非神事；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注重史论，提倡史学应阐发义理，褒贬人物，由"治心以治世"。杜佑的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官修史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是在明末。当时出现了丰富的野史、杂史。这些野史、杂史不乏传世佳作。其中著名的有谈迁的《国榷》。他忠实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那种"不虚美、不隐恶"，"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不畏强御、无所阿容的优良传统。私著史书之风到了清代虽屡遭文字狱之摧残，但仍然是奇葩争艳。
比较中西封建史学思想，各有长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观上虽未完全摆脱"天命"的羁绊，但人本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基督教史学却成为神学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史学视野没有西方史学视野那样广阔，西方史学偏重于"世界性"、普遍性，而中国史学则较为狭隘，以中央大国自居，偏重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尤其在清代，"方志学"特别发达，清代不惟府、厅、州、县有志书，而且著名的乡镇也有志书。另外，由于西方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贬抑世俗历史，褒扬神权政治，因此，它的发展极其缓慢，从公元五至十四世纪近一千年间，欧洲竟未产生过一位值得称道的大史学家和一部史学名著。但基督教史学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普遍人性、善与恶的探讨，注重"阐发义理"。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史学中人本观念占主导地位，历代史学家为"上助圣明之鉴"而"穷探治乱之迹"，在官方的支持下，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西欧各国无法比拟，在世界各国中也罕有其匹。但中国史学注重的是官与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权利及善、恶之源却较少涉及。正因为中、西传统史学思想的这种巨大区别，故西方从十四、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掀起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批判神权、申张人权，古希腊史家所信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思想为近代史学的发展照亮了前进的大道，而中国史学中的民主之光不仅过于微弱而且姗姗来迟，它以批判君权、申张民权为特色，这是中西方自十六世纪以后历史发展进程迥异的思想文化因素之一。
二、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
从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人类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回顾自己的过去，而研究历史，但人类对自己的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在神话、传说时代，人们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事物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力量，巫把这种必然性解释为神。文明时代开始后，人们开始通过研究历史来探讨未来。但无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或是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史家对社会发展的认识都主要是相信循环论。《吕氏春秋·大乐》中写道："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修昔底德在寻找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时追溯到人的愿望和情欲，追溯到纯粹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古往今来，"人性"总是不变的，因而历史总是重演的。
在西方，到了中世纪，尽管还有些历史学家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的发展不再是人类致力于达到自己目标的过程，而是实现上帝旨意的过程。这种历史发展观一方面否认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却包含着一个极其革命的观念；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实体"（如罗马帝国）都不可能是永存的，而只能是一个暂时的东西。这种把历史看作一个有生有灭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近代西方史学发展观正是对这种历史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史学思想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从此，关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论争，贯穿于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始终。由于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上帝旨意在世界各地实现的过程而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蔑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因此，为反对封建主义，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本主义，注重于"人的事业"。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传记体大为盛行、广为流传，史学倾向于研究政治和军事并探求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后的启蒙运动强调的理性主义实际上仍是人本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两者都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了反对封建神学的需要而过分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所不能，从而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必然性、普遍性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在历史发展观上表现为循环论，如它们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古希腊、罗马史的复兴，把中间期说成是孤立的、与前后没有联系的"黑暗愚昧时代"。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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