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大潮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冲击所产生的后果很不一样。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不可避免地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关注这个问题，担心史学的命运和前途，提出史学要走向市场，以适应形势，迎接挑战。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便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史学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史学究竟如何走向市场？市场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是，有的同志认为史学只有走向市场才会呼唤并造就出无愧于时代的史学大家，而建国四十多年来所以始终未能诞生郭沫若、范文澜等那样的史学大家，就是因为受了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这种论断，我却不敢苟同，至少，也觉得是值得斟酌的。建国四十多年来为什么没有诞生郭沫若、范文澜那样的史学大家，是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但把它归之于计划经济的原因，则未免过于简单，也不符合事实。
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史学大家是怎样诞生的，是不是市场经济呼唤和造就出来的？这虽然是不需要认真探讨的常识问题，但仍有必要稍加说明。郭沫若等作为史学大家，都是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贫困落后，但确实存在着市场经济。然而，郭沫若等史学大家却不是这个市场经济呼唤和造就出来的。就郭沫若来说，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学学，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暂时避居日本，在日本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下进行的。1928至1929年，他先后写成五篇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史学论文，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部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出版了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大地上"风雨如晦"的严重时刻。他虽流亡异国，但没有忘记一个革命者应尽的职责，鉴于当时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者都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向马克思主义进攻。郭沫若正是在这种文化"围剿"的艰难时刻，决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作一次"清算"，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实际。（参见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郭沫若就是这样把学术研究与人民利益、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称得上是无愧于时代的一代史学宗师。正是人民的利益、革命事业的需要呼唤和造就了他，而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功劳。他的学术业绩，既不是由当时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也不是他投身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的成果。其实，他的这部名著的撰写和出版，还是靠在国内的李一氓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同样，范文澜于40年代在延安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也是把学术研究与人民利益、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的。当年的延安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环境艰苦，条件困难，大概更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来呼唤和造就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吧！
市场经济和史学的发展、史学大家的产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恩格斯在谈到经济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经济基础无疑最终决定文化的发展及其方向，但是，文化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能动性，它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的。文化的发展有其承续性，它是以先前积累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料为其前提；同时，它也要受政治这一中间环节的影响。直接从物质生产，从技术、生产力水平中引伸出文化思想体系的发展程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经济基础尚且如此，至于具体到市场经济，更无须赘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曾是史家辈出，史著如林，出现过诸如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大家，《史记》、《资治通鉴》这类传世的史学巨著。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不能不叹服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61页）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有商品市场，但不是近代意义的市场经济，他们的著作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撰写，也没有出版社可供出版，更没有稿酬可言，不是也呼唤和造就了一大批史学大家吗？史学如此，文学亦然。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杰作《红楼梦》，是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含着"一把辛酸泪"创作的，生前虽有手写本传观，也谈不上出版，又与市场经济何干？
市场经济不是万善之本，计划经济也不是万恶之源。邓小平同志去年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阐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时说，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同时还指出，要看到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现在仅以出版物而言，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这种消极面也已出现了。正如有的评论文章指出的，有些出版社在金钱挂帅、利润第一的"原则"指导下，不惜出版低劣庸俗的读物，堕落到向摆地摊的书贾看齐，把审美标准和学术水平都丢得一干二净。
史学著作在市场上，自然是作为商品投入的。但是，史学著作和其他文化作品一样，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的买卖关系。作为精神产品的史学著作，它具有社会功能。史学在培养人的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扩展人们的思维，增益人们的智慧，陶冶人们的品德情操。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一项很重要内容就是历史教育。在"育人"之外，历史还可以作为"施政"的借鉴。凡此种种，都不是用"市场价值"所能衡量的。一部史学著作学术水平的高低，理论价值的大小，有无现实意义，并不决定于它的"市场价值"，不决定于印数多少。很畅销的书不一定就是水平高的书，甚至不一定是好书。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很发达，但历史学术著作一般也仅印行二、三百册。史学研究有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如果只从市场经济着眼，只考虑它的经济效益，这项工作只好"坐以待毙"。即使是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也不能完全是靠市场经济效益来决定，因为它担负着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任务。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在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记住自己的责任。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学科，应尊重它自己所具有的研究规律和特点，如果要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去办，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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