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所有历史社会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依据发展轨迹所作的分析--虽然人们通常把佩里·安德森视为发展轨迹论的创始人，其论点见之于他的著作《专制国家的谱系》：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各有各的历史；各国社会并遵循进化和进步的普遍规律，而且有赖于各自的历史。许多人一直追随下述假设：托克维尔把国家集权当作法国社会历史的永恒主题；安德森把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看作封建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布朗和格雷依据历史把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加以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应用分别受到沙俄和帝制中国传统的影响（18）。在这样的背景里突变必然居于次要的、从属的或边缘的地位：法国无法打破由国家控制的传统，真正的地区分权于是绝无可能；在英国国家的地位一直比较弱；俄罗斯或苏联的政治制度则永远认可政治上的专制，其公民社会很少能独立自主；而在穆斯林各国，伊斯兰教的一元论与对外国模式的不合法的借鉴之间总是矛盾重重。
首先，这一假设显然无法完全取消。如果放弃具体的发展轨迹的概念，历史社会学就化为乌有了。人们将不仅无法藉以为他人说明，甚至也无法藉以自己求解任何问题。它最多只能就社会方面作一点解释--而这个社会方面与其他方面是没有联系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思路于是再度同社会学家的思路分开，两者之间于是重新划出一道鸿沟。
因此，没有办法回避以假说为基础而使用发展的轨迹这个概念以及由它引出的方法，与此同时，历史社会学的支持者谁也没有办法把突变的事态纳入自己的考虑之中。例如，怎样把英国的以国家影响较弱为特征的发展轨迹同福利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呢？此外，问题还有一个更加棘手之处，因为社会学家成了他自己所选择的认识论的俘虏：要么他选择演绎的历史社会学，而这就迫使他不可避免地要强调英国式的福利国家那种虚假的国家主权主义（false statism）， 特别是那些与典型的国家特征不符合之处；否则他就必须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从而被迫以经验数据资料为根据而与他起初使用的发展轨迹概念相决裂，从而否定历史的证据对社会学的重大意义。
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变革的根源来自内部为前提，因此，上述情况就尤其突出。过去孕育着将来，各国社会发展和改造必须联系到它们自己的过去才能解释清楚。但如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证明不可分割，而制定政策又是力图把发扬光大历史传统的战略同按照明确目的制定的或派生出来的引进外国商品和外来政治模式的战略相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固执变革根源来自内部的立场就站不住脚了。英国引进法国国家集权传统，引进的情节虽因时而异，它的发展轨迹总因此而受到影响；而法国的发展轨迹则无论哪一个时期都总既受到海峡对岸引进的影响，也受到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模式的影响。东欧各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危机，它们自己的发展轨迹与从西方借鉴的模式正在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这一现象在仍处于依赖地位的国家中尤为突出，这些国家之借鉴外国经验一部分是外来势力所强加，另一部分则是本国精英之所积极谋求，并以此相标榜。因此，内源的和外源的变革之间的界线有如划在移动的沙丘之中，越来越难确定。因此积极寻找这条界线只能成为一个坏方法，它要求把发展轨迹的概念变成研究社会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从而认识关于输入和输出的战略，并论证它们是怎样组织的，我们又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把输入的货物和模式归为己有。从共同的发展轨迹概念转向制订个别战略的概念，意义远不止于进行修订：它是从事真正生气勃勃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条件。行动一轨迹环节于此获得了与行动-文化环节同等的地位--然而它至少也包含着同样的不确定要素：前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重组后者呢？换句话说，处于两难境地的研究工作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呢？一方面要求他确定固定点（发展轨迹、文化等），使他能够解释各种不同的战略，另一方面则要求他放弃所有这些固定点，从而使历史社会学成为分析权宜安排与发展轨迹的方法。
2.历史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而非社会行动的观点遭到查尔斯·蒂利的严厉批评，见之于他写的一本著作，单是题目便饶有兴味：《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19）。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历史社会学由于基本上采用了宏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忽视对行动的研究，不仅对体制的重视超过对行为者的重视，而且对秩序的重视超过对无序的重视，对连续性的重视超过对突变的重视，对一体化（整合）的重视超过对冲突的重视，对合法性的重视超过对合法性受到的挑战的重视。他的论据颇为有力：社会学者的研究题目越大，他就越会时常以公然的或隐蔽的方式躲藏在有机的比喻里；他对发展轨迹进行比较的劲头越大，他受到的把社会秩序具体化的约束越强。变革本身以"大过程"为依据来加以说明，即不再把它看作是许多行动的集合，而是看作体制的一种神秘的机制。巴林顿·穆尔对几个国家的革命以及由这些革命产生的群众政权的描述就是这个样子；沃勒斯坦对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所进行的论述也给人以类似的印象；莱因哈德·本迪克斯的著作中主权的概念与实践所赖以建构的过程同样给人以类似的印象（20）。
再者，这种偏向从三个方面削弱了历史社会学对比较研究的贡献：（1）在对不同制度进行比较时，它陷入了系统功能主义，由于研究所依据的假说贫弱无力而使研究成果贬值；（2）由于把"宏观对象"纳入考虑的范围， 便把比较降低到由研究者进行先验性的重现描述的地步；（3）由于使用"重变项"， 它往往把解释变项"圆通"化，简直是无处不可使用，而不设法进行文化的重现描述，这样终于产生极难验证的解释类型。因此必须确定：这种向宏观社会学的转移是否不可避免，它能否纠正自身的弱点。
查尔斯·蒂利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是：以充分的历史观点防止社会学简单化带来的危险。他的立场等于是向宏观社会学提出挑战，从而也是向任何形式的比较社会学提出挑战，因为没有可能以微观社会学为基础建构任何形式的比较：任何比较，如果不考虑全局、环境和文化参数，从一开始就歪曲了分析。对两种不同社会中的两个政党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种比较能够用它们周围有关的社会学参数的比较予以充实。
另一方面，要设计出能够避免上述缺陷的某种比较宏观社会学，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领域中已有的著作，显然有着发生蒂利所批评的那些缺点的倾向，其中特别是把抽象概念具体化（reification），更糟的是设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就一再遭到论者以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为依据提出的谴责：所以安德森认为，面临封建权威危机的社会便神秘地发明"专制国家"，成了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则认为，近代国家魔术般地适应了新生资本主义的需要。与此相类似，所有历史社会学著作的倾向都是提出若干"重头的"--因为它们数目有限，而具有普遍性--变项来进行解释。诸如：罗坎把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归因于三种（经济的、政治-地域的和文化的）变项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一来，宗教改革和反对宗教改革运动、按此界说便在欧洲各国社会中发挥同样的效应，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具有同样的功能。于是，加尔文主义与路德主义之间的区别趋于模糊，不同教派方向迥异的行动不予考虑，乃至例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那样的造成结构性影响的事件的力量也不予考虑。与此相类似，各个变项之间的联系未加界定，或者充其量推断为完全相同。因此不得不承认历史社会学还没有什么办法来避开这些危险。这就再一次证明历史社会学力求为自己建立一种真正的方法时所遇到的困难。
3.所有上述一切局限性，结晶为历史社会学的批评者一再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所提出的种种假说都无法验证。历史社会学与其他各种形式社会学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例如选举社会学已试图借助多元分析和量化来实现最初步的验证或至少是在认真试图验证。另一方面，试图证明罗马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制度的发明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农业国家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极其靠不住的动作。很明显，不可能运用相从变动研究法：所提出的各种变量太重、综合性太强，所分析的对象范围太广，因而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多元变量分析。
这种批评一旦成立，必然导致历史社会学的支持者让出他们自以为业已征服的地盘：尽管西达·斯科克波尔发起了反攻，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历史社会学再也无力作出因果关系的断言，必须为它的解释能力另谋别的比较朴实的基础。历史社会学至少具有启发性，至多具有解释能力和综合性，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各国历史：因此，对这些国家历史的比较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多元性，它们的彼此不同之处，特别是说明为什么不能用简化的方式用相同的解释变量来处理各国历史。
历史社会学声称：它所具有的解释能力一旦打了折扣，便表明如何进行验证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形式有所变化。在进行旨在描述的比较时，怎么能够验证所比较的各层次之间的关联呢？例如，我们怎样来验证分化概念是识别不同的"发展轨迹"或发展方式的一个有用而切合实际的区分因素呢？为什么文官制度之未出现，要比法国和英国共同具有的建设福利国家的经验更能说明两国发展模式的差异呢？
说到这一层，我们也许已接近历史社会学所固有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在最近的将来能否克服这一障碍是没有把握的。在这方面缺乏反思甚至无人关切则令人担忧。也许有必要暂时少出一点著作，宁可让专家们致力探讨这种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同时，方法论问题尽管有这么多，也不应让这些问题阻碍社会-历史观点的发展：各门社会科学里没有哪一门可以替代历史社会学，也没有哪一门社会科学在就各国历史发展进行比较这个方面胜过它。人提着汽灯寻找失物，有光便有影；这个比喻也可适用于此：历史社会学前进道路上的阴影不应当阻止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因为它的比较潜力极其丰富。然而，运用历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人不可忘记：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局限，它所使用的假说和得出的结论是脆弱的。
注释：
①See,for example,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pp.3-18.
②See R.Nisbet,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③G.Balandier,Sens et puissance.Paris:PUF,1971.
④For a description ofthis trend see B. Badie, Le développement politique.Paris:Economica,1988,p.139 et seq.
⑤E.Hobsbawm,Primitive Rebels.New York:Norton,1965.
⑥A.Oberschall,Social Conflicts and Social Movement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73.
⑦See,in particular,A.K.Lambton,State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sl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⑧See D.C.Martin,Tanzanie:l'invention d'une culture politique,Paris:PFNSP,1988.p.244.
⑨See E.Gellner,Muslim Socie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⑩See B.Badie,'Communauté，individualisme et culture'.In P. Birnbaumand J.Leca（eds.），Sur l'individualisme.Paris:PFNSP,1986.
（11）'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Muslim State'.In E. Gellner and J. C.Vatin（eds.），Islam et politique au Maghreb.Paris:CNRS,1981.
（12）G.Hyden,Beyond Ujamaa.London:Heineman,1980.
（13）K.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Reinhart,1944.
（14） T. Skocpol, States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5）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L.B.,1974.
（16）S.Rokkan,'Cities,States and Nations:a DimensionalModelfortheStudy of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In S. Eisenstadt andS. Rokkan,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Beverley Hills:Sage,1973.
（17）T.Skocpol,Vision and Method inHistoricalSoci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8）A.Brown and J.Gray（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London:Macmillan,1977.
（19）C.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Russel Sage Foundation,1985.
（20）R.Bendix,Kings or Peopl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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