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张增设《都邑志》、《氏族志》和《方物志》
刘知几在主张删去或改造一些"志"的同时，提出了增设《都邑》、《氏族》和《方物》三志的主张。他认为设立《都邑志》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记载"土阶卑室"，旌扬好俭约的帝王可以劝勉后人；二是记载"阿房、未央"，批评那些因穷奢极欲而败国的皇帝，可以警诫后世君主；三是记"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可以使"后王取则"（27）。设立《方物志》以记载"金石、草木、缟紵、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这些"弼蛮攸税，万国是供"的物品，可以使"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28）。设立《氏族志》记帝王苗裔、公侯子孙"姓氏之源流，"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干国，可以甄别华夷。"（29）
对刘知几提出的这三条建议，后世学者多持不同意见。或以为都邑、方物自可附入《地理志》和《食货志》，不必独立成篇。又认为唐以前重视族姓谱牒，作《氏族志》尚且可以，而后世则大可不必作《氏族志》。尽管如此，刘知几的建议仍受到了后世史家的很大重视。
受刘知几这个建议影响最早的要数欧、宋的《新唐书》。《新唐书》虽没直接增加《氏族志》和《方物志》，但在《宰相世系表》和《宗室世系表》中兼叙其姓氏源流，在《地理志》中兼叙各地物产，实无异于加《氏族》、《方物》二志。所以钱大昕称："欧、宋《新唐》……《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30）章学诚也称："欧阳修《宰相世系》似有得于知几之寓言。"（31）
其后全盘接受刘氏增设三志主张的是南宋的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他首设《氏族略》六卷，又分别设《都邑略》一卷和《昆虫草木略》二卷（此略比刘氏设计的《方物志》所应记载的范围有所缩小），但郑樵自称：包括以上三略在内，"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32）他不愿承认这是受刘说之影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郑樵是在说谎。正如郭孔延所指出的："宋夹漈《通志》略独详《氏族》、《都邑》，岂读《史通》而起兴邪？至其自序云：'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臣议论'，亦几穿窬。"（33）
其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专设《土贡考》一卷，记历代王贡进奉等情况；唐以后诸正史《地理志》多兼述土贡物产；各地方志书亦每有《风土志》，记风俗土产；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撰《历代帝王宅京记》记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叙历朝建都之制，大约也是受刘说的启迪。
六、主张增设《制册章表书》
刘知几认为《史记》、《汉书》"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比如《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乃至造成："方述一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4）。针对这种情况，刘知几主张"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命、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35）
后世赞同并引申刘说的有章学诚。他赞扬刘知几这个主张"其意可谓善矣"（36）。并加以阐发说："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于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于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37）在此，章学诚把君臣面对面的口头"论事章疏"与"无关于典要"的长篇辞赋和上书作了区别。他认为一般的"论事章疏"次于纪传之中，很难做到事言分开，只好仍遵旧例，不宜单独抽出。至于长篇辞赋和上书，他基本同意刘知几的主张，将其单独抽出收入"书"部。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刘氏的主张加以肯定，而且在编纂地方志时能付诸实践。他提出了修地方志要分立三书（志、掌故、文征）的主张，三书中的掌故、文征基本上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制册章表书"的内容。
自唐宋以来，制册章表有载之不可胜载之势，故后人也多从刘说将其单独汇集成编，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载》之类。另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2载有"册文"两篇，卷37又载有宋金往来国书四篇。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0载有《晋降表》、《宋契丹誓书》、《议书》等一卷九篇，此乃暗合于刘说者。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那样："在宇文、叶氏，不过随文札录，而以史裁绳之，则转有合于刘知几《载言》篇之讨论，所谓诏诰、章表不便杂于纪传，宜别自为篇之义。"（38）
七、主张史书的"论赞"应力求达到"事无重出，省文可知"，反对"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的做法
刘知几批评《史记》、《汉书》以后的史书说："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39）他尤其反对《后汉书》以来各家正史"每卷立论"，"嗣论以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他称这是"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因而主张写论赞要做到与纪传"事无重出，省文可知"，反对"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的做法。（40）
后世赞同刘说或加以引申阐发的有郑樵、陈振孙、赵翼、章学诚等人。郑樵认为："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诫，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41）故而郑樵作《通志》纪传部分虽因袭前史，但全删其论赞。宋陈振孙指出："至蔚宗乃删取众书，为一家之作，其自视甚不薄。……至于论后有赞，尤自以为杰思，殆无一字虚设。自今观之，几于赘矣"（42）。清代赵翼认为："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其迹耳。……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43）章学诚在批评唐代修南北朝诸史时说："南朝诸史则于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他主张作论赞"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44）。显然陈、赵、章三氏都不赞同论后作赞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是在浪费笔墨。
唐以后采纳刘说的当推欧阳修，他在《新唐书》中对"论赞"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全部删削了《旧唐书》的有韵之赞，并将俪语之论改为散文体。此外，《旧五代史》及《金史》皆有论无赞，《宋史》、《辽史》，本纪称"赞"，列传则称"论"，而其实皆"论"也。《元史》则干脆不作论赞，似均受刘说之影响。
八、反对撰史书人郡望
自魏晋崇尚门阀以来，世族互相标举郡望，蔚然成风。后来作史者积习难改，遂于史书中不标其邑里而书其郡望。在一些碑文中，甚至出现"虚引他邦，冒为己邑"（45）的现象。武后长安年间，刘知几参与修撰《唐史》，在写《李义琰传》时，因李氏家居魏州昌乐已历三代，故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结果竟引起监修者的哄笑，认为这是"深乖史体"（46）。刘知几迫于压力，只好依其旧望，改书为陇西成纪人。这件事对刘知几刺激很大。因此他竭力主张要据实记其本居，反对书人郡望。他说："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原注：近代史为王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传曰陇西成纪人之类也。非唯王、李二族，久离不居，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晋、魏已前旧名号。）欲求实录，不为难乎？"（47）
刘氏此论深受后世史家的重视，乃至有撰史的过程中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近人余嘉锡指出："自刘知几作《史通·邑里篇》（即《因习篇》）深言史官书人郡望之弊，……宋之学者深韪其说，不独于旧史所书邑里，皆所不信，即唐人自叙其乡贯，亦以为郡望，必别求其所生之地以实之。宋祁《新唐书》如此者甚多。"（48）今查新、旧《唐书》于《李义琰传》则云："义琰，魏州昌乐人"。《旧唐书》接着又称"其先自陇西徙山东，世为著姓"。《新唐书》也称"其先出陇西望族"。这种先著其本居，后溯其族望的做法，明显是受刘说之影响。后世史书一般不取旧望，只记籍贯，虽为时势使然，然也不能排除刘说的影响。
以上所述，尚不能完全概括刘知几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只是举其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最著者。当然这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比如他有关改造《列女传》的意见对后世的影响就是消极的，他提出在志书中删除《艺文志》的主张明显是失之偏颇的，同时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元史》删除《艺文志》，只在人物传记中附录其著述，"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49）。
结果使得后来的学者再耗费精力补作《艺文志》。但必定瑕不掩瑜。刘知几有关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绝大多数是言之有理的，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11）（13）（14）（16）（22）（23）（24）（27）（28）（29）（34）（35）（39）（40）（45）（46）（47）《史通》，"列传"、"本纪"、"人物"、"书志"、 "汉书五行志错误"、"载言"、"论赞"、"因习下"。
⑦《后汉书·列女传》。
⑨⑩（25）（31）（36）（37）（44）《文史通义》，卷7外篇三"永清县志列女传序例"、卷8外篇三"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卷7外篇二"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卷6外篇一"和州文征序例"、卷1内篇一"书教中"。
（12）《少室山房笔丛》卷3。
（15）（18）（4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6史部·正史类二"明史提要"、"新五代史提要"、"元史提要"。
（17）《新五代史·司天考》。
（19）（20）（21）（32）（41）《通志》，"总序"、"天文略序"。
（26）《清史稿·灾异志》。
（30）《十驾斋养新录》卷13"史通"。
（33）李维桢《史通评释》附郭孔延评解。
（38）《章氏遗书》外编卷2"乙卯札记"。
（4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后汉书"。
（43）赵翼《陔余丛考》卷5"后汉书"。
（4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20"沈下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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