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宋代史家既同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封建史家本质相同，又同宋代其他文人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别无二致，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检诸历史，宋代史家在反对天命思想方面，的确是"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应该好好总结。
一、◆史家反天命思想的表现
（一）、反对祥瑞
历史上有关祥瑞、灾异、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大都起源于阴阳家之说。这种封建迷信反映到封建史学上，则具体以神意史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基本上都充斥着神学思想，它是以自然界出现的各种变异现象去傅会（附会）人事的变化，利用五行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的那一套，用来欺天骗人，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这种以"灾祥说"为核心内容的天命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由来已久，代代相传。
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时，本来就借助于"天命"，因此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宣扬"天命"，叫人们相信"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②用来证明赵宋之兴是顺天应人、天命所归；另一方面又采取"禁谶书"、"禁私习天文术数"等严厉措施来禁止别人宣扬"天命"而威胁自己的宝座。宋太祖的后继者处于多事之秋，他们既要利用"天命"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志，又要借此以聊表自慰，宣扬"天命"之事有增无已。所以《宋史》记载说："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以符瑞文饰一时，而丁谓、蔡京之奸，相与傅会而为欺"，③南渡之后。奸相秦桧更是"造灾祥之说，饰和议之功。"
处于"灾祥"之说泛滥的时代，一些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于天文休咎之应有不容不缕述而申言之者"④，是固不待言的；但是，也有相当一批史家认真思考着国家的治乱兴亡的关键究竟何在？因此，尽管"天命"思想泛滥成灾，这些人不人云亦云，对"天命"具有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
第一、宋代史家反对祥瑞，坚持"天人相分"、"敢于祛惑"。
唐末五代是五朝旋灭、迅速更迭的时期，更是天命思想恶性泛滥时期，故一部《旧五代史》，记载着不少的符谶、妖人、左道之类，宣扬了"天命"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难能可贵的是，监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从总体来看，他还是强调王朝的兴亡决定于帝王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否定天命的支配作用。比如他在分析五代后汉灭亡的原因时，不是归之于"天命"，而是归之于"人事"。所以他一则说："岂系于天命哉！盖委用不得其人，听断不符于理故也"⑤；再则说，隐帝刘承祐本人"德非禹汤，"其辅政大臣"复非伊吕"，故不能守国，"盖人谋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夺也。"⑥
撰修《新五代史》的欧阳修，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古往今来宣扬神意史观的人们，"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能合，则旁引曲取迁就其说。"⑦他还明确提出治乱"在人而天不与"，治乱"止于人事而已，天不与也"⑧的光辉命题。比如他在分析五代后唐庄宗的事迹时就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个人的成败，王朝的兴衰，均非天命，"乃自然之理"⑨。基于此，他所著的《新五代史》，取消了历代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的变化，摒去带有任何迷信色彩的灾异之事。集体编撰的《新唐书》，全书由欧阳修主撰《纪》、《志》、《表》，《志》书中虽然仍保持了《五行志》，但亦只是"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⑩。
第二、宋代史家反对祥瑞，坚持"不书符瑞"，"不语怪神"。
司马光主编的整部《通鉴》，都贯串着"不书符瑞"、"不语怪神"的原则。虽然书中也讲了许多有关"天命"的话，也记载了不少的天文星象，如日蚀、月蚀、彗星、地震等，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提高君王的尊严，或者藉此使君王"有所儆戒"，而不去"强附时事"，把天象和人事分开。他在《通鉴》中着重研究的是为政之得失，认为靠祈求上天是不可得而治的。他断言神仙之术乃"虚诡"之谈，指出阴阳之书"使人拘而生畏，至于丧葬为害尤甚"（11），因而他谆谆劝告世人不要轻信"诡诞之士，奇邪之术"（12）。
第三、宋代史家反对祥瑞，指斥神秘主义的灾祥、占候之说为"欺天之学"。
《通志》的作者郑樵一方面在理论上直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之说为"欺天之学"；批评"仲尼既殁，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指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13）另一方面，他又在《通志》里照样作了《灾祥略》，但其内容"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14）同时，郑樵又写了《天文略》，就实际情况记录，而且画图作证，让人们"识垂象以授民时"（15）。他致力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神意史观的"灾祥说"解释的历史，"还原"为人们自身的历史，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四、宋代史家反对祥瑞，改"五行"为"物异"。
《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用历史事实进一步批判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并把这一批判推向了高潮。他认为所谓妖祥，不过是反常的、罕见的自然现象而已，所以应该称作"物异"。他说道"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而汉桓帝元喜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桓灵非治安之时也！"他又说道"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16）这些议论言简意赅，有论有据，令人信服。他把反常的现象称之为"物异"，于是改"五行"为"物异"，并作《物异考》。
诚然，宣扬"灾异"、"祥瑞"和"天命"，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反对"灾异"、"祥瑞"和"天命"，强调人事，同样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其阶级实质和政治意义别无二致。但是，处于天命、灾祥之说泛滥的时代，能自拔于这种恶浊思想的羁绊者已属不易，而能够清醒地加以抨击，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同时，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宣扬"天命"必然是宣扬唯心主义，强调反对"天命"则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后者要比前者进步得多。
（二）、辟佛斥老
自汉魏以来，佛道二教在统治阶级提倡下逐步发展进来。到了北宋，特别是在宋真宗的鼓动下，更是山林遍布寺院，缁黄充斥天下。自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至1048年）开始，随着改革浪潮的兴起和"疑经"风气的盛行，许多士大夫继承韩愈的传统，他们既看到佛道宣扬宗教唯心主义，能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统治阶级的顺民，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更看到佛道之徒不事生产，耗费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是使人民"穷且盗"的祸根之一。因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有识的史学大家）象唐代韩愈那样，力辟佛老，掀起了一股排黜佛老的热潮。
第一、宋代史家辟佛斥老，断言"佛言无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于贪"。
欧阳修是宋代辟佛斥老、不言佛道的史学大家。他排黜佛老的主要方法是主张"修其本（礼义）以胜之"。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17）。周世宗不信佛，并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欧阳修盛赞周世宗"明达英果，议论伟然。"（18）唐太宗信佛，欧阳修在肯定其事功之后，称之为"中材庸主"（19）。他毫不隐讳地直称"佛言无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于贪，"（20）展开了对佛老思想的最深刻的批判。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言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则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图，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辩也。"（21）第二、宋代史家辟佛斥老，断言"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司马光不相信佛道二教，断言"释老之教，无益治世。"（22）指出佛教一开始传入中国之时，就"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23）因此在编撰《通鉴》过程中，他自始至终对佛教持批判的态度。在《通鉴》卷119里，他借后魏崔浩之口，把佛教称之为"胡神"，并告诫人们"何为事此胡神！"在《通鉴》卷148里，借用北魏李旸的书疏，竟大胆地称佛教为"鬼教"！在《通鉴》卷124里，借用北魏太武帝之口，直斥那些佞佛之君为"荒君"！在《通鉴》卷211里，借用姚崇反对度人为僧的奏章，肯定佛法不能令人生福。司马光既辟佛，又斥道，对道教同样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通鉴》卷119里，指出道教服饵修炼之事，违背老庄"同生死，轻去就"的宗旨，符水禁咒之术也非常荒廖。在《通鉴》卷208里，借用唐人李邕谏用术士的语言，认为神仙决不能令人不死，"若有神仙令人不死，则秦皇汉武得之矣！"
第三、宋代史家辟佛斥老断言人的遭遇绝非"命中注定"。参与编撰《通鉴》的史家刘恕不相信命运，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佛教轮回之说。在他看来，人有智愚之分，人的遭遇有顺逆之别，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智者"强把它叫作"命"，其实每个人的遭遇都不可能是命中注定的（24）。为什么会有鬼神之说呢？他认为鬼神是人为的，"愚者难以虑始，黔首信感灵怪，故圣人设鬼神以慎之，为卜筮以断之，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5）在他看来，人与物的关系，在人活着时件件需要，在人死了后便与物的关系中止了。"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去矣，岂得赍之自随哉！"
总之，处在两宋佛道盛行的时代，上述史家能有比较清醒的头脑，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反对佛道的思想；能有比较鲜明的态度，在理论上对佛道思想加以抨击和批判，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形成的原因
如前所述，处于"灾祥"之说泛滥的时代，有一部分人竭力宣扬"天命"，而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反对"天命"的宣传。这说明时代条件只是一个客观条件，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就除了客观条件影响之外，主观条件也不可或缺。即是说，造就什么样的人还跟他的出身、际遇和经历有关。因此，我们如果深入考察一下有代表性的部分史家，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撰史修史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反"天命"无神论思想不是偶然的。
第一、宋代史家勤读博览，嗜书如饴，对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宋朝人发愤读史，在我国封建社会实属罕见，不但帝王带头读书，而且鼓励臣僚读书，并把读书多少作为考察、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宋代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尤其是毕生从事撰史修史的史家）刻苦攻读史书的事例特别多，面特别广，成效也特别显著。
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以至用荻画地学书。"（26）司马光少聪好学，手不释书，特别是爱好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据说他常用圆木作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更读"。他平时为人，"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27）他自认为"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28）李焘"于史学如嗜饮食，""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29）"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30）徐梦华，儿时"俊敏笃学，至忘饥渴寒暑"；及长，"通贯经史百家。"（31）郑樵在儿时就立下雄心壮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32）年青时虽穷困至极，仍然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33）他只要有书可读便感到惬意，至于生活的苦乐好坏却全然不顾，"夏不葛而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而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34）。
正因为宋代众多的史家勤读博览，嗜书如饴，使得他们不仅熟悉史学，熟悉儒家经典；而且熟悉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熟悉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正是依靠这样的基础，宋代史家们才得以在读史修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反天命无神论的哲学思想。
第二、宋代史家为学强调实践，修史主张经世致用，对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史家中的有识之士，都主张学者们除了苦攻读之外，还需要从实践中求知；都提倡学者们为学讲求实用，反对空谈义理之学。郑樵就曾经认为，前人所著的书固然要读，而亲身实践更不容忽视。过去那种"读百遍，理自见"之说，他以为不可尽信，不够全面，还必须要有从实践中求得的真知，方能彻悟。所以他一反过去脱离实际的学风，在博极群书的同时，重视实践以求真知。因之，他为了研究植物，经常走出书斋，与田夫野老往来，到田野里去作实地考察；为了观察动物的生活习态，常常在夜深人静中或黎明之前潜入深山老林之中，"与野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为了研究天文，根据《步天歌》亲自观察星象；等等。同时，郑樵还更为明确提出了反对"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在他看来，学者们吹捧的"辞章之学"，实际上有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学者们推崇的"义理之学，"充其量也只能是"空谷寻声，靡所底止。"（36）因此，他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人们必须努力去建立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相对立的"实学"，史学著述必须讲求实用，讲求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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