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郑樵外，司马光写史，也是面对现实，讲求社会功用的，他主编《通鉴》的目的和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37）。质言之，就是要皇帝借鉴前代历史，改进现实政治，以期天下太平。袁枢生活在南宋中叶这一宋金对峙的严重时期。他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志图恢复中原，救亡图存，因此他决不是为编书而编书，为写史而写史，而是象司马光一样，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是为了"心有所寄"。人们读了他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确实好象"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38）。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是因为它讲求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所以才使人们产生如此强烈的思想感情。马端临修撰《文献通考》，为的是"庶有志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可见他自认为具有经世致用的参考价值。清代乾隆帝亦称其书"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岂浅鲜也哉！"（39）可见清人亦认定其书实有资于治道，是经世致用的史学名著。
正因为宋代史家特别强调实践，主张经世致用，使得他们不仅熟悉书本上的知识，而且了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不仅努力撰史修史，而且把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局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依靠这样的基础，宋代史家们才得以在读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
第三、宋代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内容，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思路，对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宋代社会生产发展迅速，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闻名于世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到了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冶炼、建筑、能源利用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了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过深入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不得不承认：宋代"虽然武功不利，且屡为北蛮诸邦所困，但帝国的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40）
北宋科学技术的空前重大成就，社会生活内容空前扩大和极大的丰富，从而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思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化，不仅能认识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能体认物质世界永远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象日食、月食等所谓的"灾变"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根本不是"天神意旨"的体现。这就说明，两宋时期人们所发现的新的科学事实，为反天命论的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可以自由阐发自己的见解，对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宋初最高统治集团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无力顾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使得文人士大夫出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可以自由阐发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言论比较自由。皇帝和大臣之间，大臣和大臣之间，各学术派别之间，在不危害专制主义统治的前提下可以展开论争。在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内，一些大臣可以议论朝政，敢于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抵制君主的不正确决定，迫使君主收回成命。同时，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可以讲一些逆耳之言，说一些皇帝极不愿听的话。正因为宋初统治者无力顾及文化，客观上促使当时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言论比较自由，他们敢于说话，敢于指陈时弊，敢于思想，敢于创造，有充裕的时间讲学立论，有安定的环境著书立说。宋代史学之所以昌盛繁荣，宋代史学家之所以思想活跃，宋代史家中之所以有比较多的人具有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不能不说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三、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影响
宋代史家的反天命无神论思想有着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所及，无神论思想占据了史坛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宋代史学著作质量的提高；史家重视"人事"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在国家的军国大事活动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试析之：
第一、反天命无神论思想在两宋时期占据了史坛的主导地位。
在宋代，前期有欧阳修摈弃阴阳图谶和怪异之说，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无神论思想的优良传统；有司马光撰修《通鉴》，罕言鬼神怪异，偶或载之，往往寓有深意。后期有郑樵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之说为"欺天之学"，把神意史观"灾祥说"解释的历史，还原为人们自身历史；有马端临坚持改五行为"物异"，把所谓体现神的"灾异"说成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完全与人事无关了。
因此，宋代史家中这些贯串两宋三百年的、带有典型性的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事实说明，历史上流行的"灾异祥瑞"、"崇奉佛老"、"封建迷信"、"阴阳五行"和与此相关连的"正闰之辨"，为宋代许多史学家所摈弃，所批判，其市场在宋代空前缩小，进化论的史学思想比较突出，无神论思想占据了史坛的主导地位，对后世史学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二、宋代史学著作质量之高，同宋代史家特别强调实用和经世致用相关。
宋代史学空前发达，史学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然而，无论是数量多，或者是质量高，都与当时的时代和史家本身有关。就其数量多来说，因为宋代经济发展，史学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宋代科技发达，学术活动活跃，要求印刷术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印刷术的飞跃发展所带来的读书方便条件，也刺激了更多的人从事撰述和著作；宋代社会安定，待遇优厚，史家们有充裕时间讲学立论，有安静环境著书立说。就其质量高来说，因为宋代史家敢于思想，敢于创造，特别强调实用，强调经世致用，所以他们在修纂史书、抉择材料时，不仅重视"正史"、实录等官修史书，而且也非常注重杂史、小说；不仅由于广泛的征引而材料特别丰富，而且对所征引的材料大都下过一番功夫，经过认真鉴别，直到其材料确实可靠可信为止。同时，由于史家所纂的史书著作成倍地增长，校勘群书的工作和目录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和进步，大大促进了史书质量的提高。宋代有意购书的人们，就特别重视校勘的工作，所以宋代史家、藏书家们是汲汲讲求校勘的。如果自己无暇校勘，一时也难以委之他人，为了不误己，不误人，便宁愿少藏书，不藏书（41）。因此，可以说，宋代史学著作质量之高，是同宋代史家思想之解放，特别强调实用，强调经世致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宋代史家程度不同地注重"人事"，强调"人事"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宋代有相当一部分史家既然同"天道观"论者唱反调，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树立了一个对立面，就势必程度不同地注重人事，强调"人事"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比如欧阳修就是重"人事"而不讲"天道"的典型史家，他曾明确表示"天，吾不知，其可知者，人而已。"（42）因此，他撰修的《新五代史》，就将天象与人事分开，《本纪》书人而不书天，《司天考》则书天而不书人。郑樵进一步发展了前代重"人事"、斥怪异的进步思想。在他看来，所谓五行，只不过是运动变化的物质，不干人事，因此，"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43）。历史兴衰变化的原因应该到哪里去找呢？他指出，西汉的灭亡和东汉的中兴是"人力"，而不是"天意"（44）；强调唐朝的兴衰变化，其原因应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集团当中去考察（45）；认为北宋末年之所以有"靖康之变"，"由势然耳"（46），即亦是由"人事"造成的。
第四、宋代史家不仅注重"人事"，而且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宋代史家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地理形势决定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按先儒谓宋，北不得燕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长安不可都。"他很不同意这种地理形势决定一切的议论，并用宋朝本身的历史事实来批驳这种议论。他一则说："景德时，澶渊小警，而议者遽谋幸蜀、幸江南以避之。"（47）这种"幸蜀"、"幸江南"的动议在他看来是地理形势决定的动议，是不可取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动议是错误的。他再则说，"靖康后，女真南牧，一鼓傅汴，再驾陷京城，不一二年间，踰河越淮，跨江躏浙，历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时宋朝虽然仍有"金汤之险，幅员之广"，其结果还是"望风奔北，大驾航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不决定于地理形势，而决定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假命承平时，尽得幽、蓟、灵、夏之是，而兵势有振如此，亦岂能救中天之祸哉！"（48）
宋代史家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主张"丰歉在人而不在天"，"强弱在人而不在地"。比如史学家、思想家吕祖谦，在平生治学、从政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他认为农业的丰歉是大事，但丰歉在人而不在天，如果"归丰歉于天"，就好比"闭口而俟死者也"。他又认为国家的强弱是大事，但"强弱在人而不在地"，如果"归强弱于地"，就等于"束手而就亡者也"。所以归纳总结说："天时虽歉，以人而丰；地势虽弱，以人而强。""强弱、丰歉之权操于人而已。"（49）吕祖谦还以战争为例，说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他说，在通常情况下，按照一般规律，"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寡，此兵家之定论也"。这是因为"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极其力则小终无胜大之理，弱终无胜强之理，寡终无胜多之理"。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根据特殊的规律，即经过人的主观努力积极争取条件转化，"大有时而败于小，强有时而败于弱，多有时而败于寡"。这是因为小者、弱者、寡者有时设法使对方"恃大、恃强、恃多，堕毁其力而不能用，与无力者同，顾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犹有毫末之力也。"（50）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③《宋史·五行志》。
④《宋史·天文志》。
⑤《旧五代史》卷107《传论》。
⑥《旧五代史》卷103《纪论》。
⑦⑩《新唐书·五行志》。
⑧《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易〉或问》。
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11）《司马温公传家集》卷27《言山陵择地札子》。
（12）（23）《资治通鉴》155；卷45。
（13）（14）（43）《通志·灾祥略序》。
（15）《通志·天文略序》。
（16）《文献通考·自序》。
（1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本论》。
（18）《新五代史·周本纪》。
（19）《新唐书·太宗本纪赞》。
（20）《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2《唐会昌投龙文》。
（21）《渑水燕谈录》卷10。
（22）《司马温公传家集》卷26《论寺额札子》。
（24）（25）《通鉴外纪》卷2；卷4。
（26）《宋史·欧阳修传》。
（27）《宋史·司马光传》。
（28）《司马温公传家集》卷17。
（29）《宋史·李焘传》。
（30）《文献通考》卷193。
（31）《攻＠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32）（33）《夹＠遗稿·献皇帝书》。
（34）（44）《夹＠遗稿·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35）《夹＠遗稿·寄方礼部书》。
（36）《通志·图谱略》。
（37）司马光《进〈通鉴〉表》。
（38）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
（39）乾隆《御制重刻文献通考序》。
（40）《中国科学技术史》1957年版第1卷第1册284页。
（41）《挥廛前录》卷一。
（42）《新五代史·司天考序》。
（45）《通志·氏族略》。
（46）《通志·都邑略序》。
（47）（48）《文献通考·舆地考》。
（49）《东莱左氏博议》卷23。
（50）《东莱左氏博议》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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