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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与艺术人类学研究(5)


    回想1928年4月,蔡元培就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他亲任社会学研究所下面的民族学组的主任,并出了六个题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1)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2)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及研究;(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5)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据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第15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这六个调查报告的写作与出版,奠定了中国民族学学科从无到有、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式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逐步完善,最为迫切的,是有赖于更多的这类有计划有组织的、全局性的、有点有面的艺术类田野调查资料的撰著与积累,在田野调查资料及其所形成的问题的基础上,以多学科参与、从多方面深化理论研究,而不是寄希望于移植外国的现成的理论,尽管外国理论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
    十多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理论研究,如“非遗”价值观、项目本身的内涵和传承人的研究与阐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升。但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如与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传统),则基本上被忽视。在这些方面,艺术人类学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在“非遗”及其保护工作中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给予期望中的“非遗学”的建构以理论上的支持。我国政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修订版)第27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而《通知》所述作为“非遗”的诸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并非都属于前面我们所定义的作为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围(“视野”)的人类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有的纯然属于人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而非艺术活动与艺术作品。
    艺术人类学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与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值得学界高兴的。如果要问我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艺术人类学学科虽然有了30年的发展史,但学科建构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如英国学者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说的“非艺术”(如巫术艺术等),如上述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典礼”中的民间图画与留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的命题,如中国的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苗蛮文化……)所孕育的地域艺术传统及现代形态,如民众艺术与农耕文明,如文化圈、艺术圈,如大众艺术与“非遗”领域里的“文化空间”等等,都值得学者们去研究,而且可以作出大文章来,丰富和提升学理建设。
    王:您说是的,艺术人类学有很多值得去开拓的空间。中国艺术人类学走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起初很多学者都是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艺术研究中,这种运用是不自觉的,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认为是在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而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学者们主动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艺术研究,并开始主动宣称自己所做的就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学术自觉。于是也就有了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现有注册会员800余人,大量的学者主动加入到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行列,从学会每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收稿来看,每年都有超过200余篇理论与田野研究的文章涌现出来,足以可见其研讨的热度。也正是由于该学科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可以容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来共同研究,所以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是较为广泛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广泛性和包容性,使它具备了多种学科交汇的理论基础,能够在如此众多的艺术交叉学科中“异军突起”。当然一个学科的成长并非一日之事,可能需要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
    谢谢刘先生,您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可以说该做的事情的还有很多。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们会抓住历史机遇,脚踏实地的做好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夯实学科根基,建构学科理论。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贡献力量。再次感谢您接受此次专访,祝您身体安康。
    

    [1]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20日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0万人,同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193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2]戚晓萍《洮岷南路花儿现状调查报告——以坎铺塔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原文刊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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