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兰德教授访谈：解构的遗产及其未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45 《中国图书评论》 2014年第 曹一帆 参加讨论
 一、解构的遗产：从德曼到德里达 曹：兰德教授您好!您是保罗·德曼最年长的弟子，是否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德曼的师承关系? 兰德：当时我很年轻，才19岁，在哈佛大学英语系读书。那时的我初出茅庐，茫然无知。在你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位强有力的老师，你将无可避免地深受他的影响，而德曼就是如此。我尽可能用功地跟着他学习，直到他毕业离开哈佛大学，此时我本科毕业，后来的整整25年里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每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作品非常艰深，而且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式，而我能做的只不过是追寻着他的足迹。他所有的书都是文集，他总是写单篇的论文，这些论文读起来非常困难，意义极难把握，但每当你读完一篇又翻开下一篇，你总是能找到之前的痕迹，他就是这样不断推进着写作的。 曹：我们通常把保罗·德曼当作解构主义者，但事实上他在60年代才与解构主义结缘，您和德曼是如何接受解构主义的? 兰德：直到德曼见到德里达之前他都完全不知道解构。在1966年，他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阅读德里达的作品，很快他就明白了德里达所做的事业，并且立即意识到了他不可思议的独创性与重要意义。这位年近50岁的学者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学到德里达的一切，而德里达比德曼小了整整10岁。自此之后他们俩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我紧紧追随着德曼，所以我也在几乎同时地阅读德里达，他只用法语写作，因此很难懂。很快我就意识到，唯一能完全读懂德里达的办法是翻译他的作品。在之后的10到12年里，我只看他最难的书，并且试图去翻译它。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德里达时，他笑了，说这绝不可能。但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彭热的签名》[1]。它不长，总共不到3万字，但信息量极大，且有许多思想的跳跃，最后我花了7年时间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后来又翻译了另一篇文章《杠杆》[2]。德里达来美国时，我也去听他的课程，和他一块工作。在我翻译德里达的作品并与他共事时，德曼给予我很多帮助。1983年德曼去世，随即出现了传闻，他在二战时所写的亲纳粹文章被发现。在1987年，为了打破传言，我在阿拉巴马举办了一个关于德曼的会议，德里达和我向与会者澄清事实，但当会议内容被公开之后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糟糕的是，我因为失去德曼而不知所措。作为师生，这是一个尤为困难的时刻，学生如此眷恋自己的老师，老师却不知道如何帮助学生摆脱这种眷恋。德曼就是这样的老师，他知道如何吸引别人，却不懂得如何“放开”别人。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耐心地独自找“出路”。你必须面对这种失落感，否则你只能处于悼念和重复中，变成一个只会哀悼的人，而无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重要的是，要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尽可能地找到自我成长之路。 曹：您刚才谈到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我能感受到您深切的焦虑与关怀。德里达之后，哲学意义上的突破或创新仿佛停滞了，与此相对的是，新的哲学话语不断地被生产。 兰德：现在我把它叫作寂静的时光。在学校里，人们在午后躺下小憩，这就是寂静时光。人们习惯了失去德里达的日子，也习惯了失去德曼，然后人们开始做各自的事情，不一定是文学，也可以是社会学、政治学，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我不在乎这些，这就是我的“狭隘”之处。在我们所谈论的有限领域里，事情发展得很缓慢，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人们观望、思考，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变化。我不怀疑在10到20年里寂静的时光会过去，人们会做许多有趣的事，不过至少现在一切都尚未可知。 曹：德里达或德曼的“孩子们”正是当今欧美思想界最活跃一批人，他们也和您一样承受着失去老师的失落感，却又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如，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她对书写的讨论，无疑再度推进了德里达的思想。您把现在比喻为寂静的时光，但的确有不太寂静的事情发生着，您这些年一直在巴黎，怎么看待和评价当今的知名思想家? 兰德：一些年轻人在做很好的事，凯瑟琳·马拉布是德里达的学生，她十分出色。说到巴黎，法国也很寂静，人们习惯了失去。我翻译让吕克·南希，他能在三四个月里出版一本书，他会说这很有趣，但他不会宣称自己在做有野心的事。 曹：南希在中国很出名，国内已经出版了至少4种他的著作，包括《解构的共通体》《变异的思想》《文学的绝对》和《我有一点喜欢你》。 兰德：他应该这样，他的作品很出色，他本可以是一位非常多产活跃的作者，但当他在写笛卡儿或黑格尔时极其审慎;而当他在写别的内容时，却显得很轻快很享受。20年前，他一边在进行心脏手术治疗，一边写完了一本书《肉身》[3]，由我翻译成英文。他总是住在医院，从不旅行，但神奇的是他总是在写作，为人是那么慷慨大方，乐观有趣。当我说这是个寂静的时刻，并不是指没有事情发生，我指没有产生出能让人为之一震的能量。现在涌现出了许多知名作者，像阿兰·巴丢、齐泽克，他们总是能引起轰动，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出色。他们的著作很有娱乐性，但我不觉得这带来了让我们为之一震的非凡思想。我希望我这么说是公正的。齐泽克当然很流行，他很会用材料和语言，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改变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些事情非常有力量，非常重要，但我不想对任何人发表意见，我的工作领域相当狭窄。从19岁算起，从德曼到德里达到保兰，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打个比方，我路过南昌的一个峡谷，山坡上种着稻谷，古老而优美，但它不像平原上种的大片的田野，峡谷上的稻田非常狭窄。 曹：德里达的“孩子们”在他之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在中国学者看来，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正如您所说，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没有共同的道路，但你必须做你自己，否则毫无意义。 兰德：是的。对我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有些晚，德曼去世的时候我44岁，德里达去世的时候我64岁，很多人愿意继续他们的事业，成为解构的专家，这并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他们没有做的事和你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要去做的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必须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不是简单重复你早就学会的东西。真正困难的是自己能够前行，到达更高的境界。这里就涉及第三个人，没有人提及他，就是让·保兰。 二、让·保兰(Jean Paulhan)：作为未来的历史 曹：让·保兰对中国学界来说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他对您而言，可以说是德曼和德里达之后的又一座“灯塔”，那么您是如何发现他的? 兰德：还是要归功于德曼。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注意到保兰，开始研读他的作品，并深深地为之震撼。我记得很清楚，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对我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对这个人(保兰)的作品一无所知，现在我要把他教给学生们。”他开了一门课，但因为病重无法继续，最终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去世前我去他家看望他，我坐在他的床边，他要求我研读保兰，并给了我一大摞保兰的文集，他从中抽了一本，然后说：“尤其是这一本[4]，这里有他的精髓，你应该看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几周后他就去世了。然后我就开始阅读保兰的作品，很快便感觉他的与众不同，随后逐渐意识到德曼是对的，因为他是如此善于使用语言，如此博学，充满智慧。此外，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早已从根本上预见了德里达和德曼后来所做的工作。具体说，保兰在1920年至1960年的写作，预见了他们在1950年至1970将要做的事。我知道这很复杂，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德曼与德里达比保兰晚一辈，保兰1884年出生，德曼比他年轻了35岁，德里达比他小45岁。因此，当发现保兰早已预见和尝试了德曼和德里达的工作时，我着实感到惊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德曼教会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去读保兰、讲授保兰，里面有我们的未来。这并不容易，要花一些时间，但当人们能够去阅读保兰，他就能对解构主义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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