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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社会权利与历史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间,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弱势群体”成为了很多人的自我标签,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弱势群体”大多源于社会底层,这个底层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概括的群体?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底层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和社会精英的人群概念,比我们通常认为的穷困窘迫者范畴更大。
    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弱势的地位恰恰由于制度安排造成他们结构性的地位低下。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最少。
    也有一些人认为一个社会要发展,要改革,要往前走,总会有一些人要付出代价,就此称之“社会的阵痛”,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前进的代价为什么总是由这样一些人来承担?
    《倾听底层》一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倾听底层》的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教授,常年从事农民、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人群口述历史的研究,她所研究的内容不限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是试图通过个人历史勾勒个体的生命轨迹,以考察社会结构在变化中的成因。
    郭于华认为展现不为人知的或者被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性的原因,或者说是一种制度性造成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是想把普通人看上去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通过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底层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底层,郭于华觉得还可以超越这个“底层”、从一种更大的视野去看。一个比较常态的社会结构,它是有不同的力量共同存在的,既能够配合又能够相互制衡,这几种力量就是权力、市场和社会。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权力来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体制,难有市场经济存在;而且权力主导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社会”,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合一,都由权力来控制。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自主发育。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走出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
    郭于华介绍
    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多年来她一直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处境,并力图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在个体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在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视角下洞悉社会转型的机制与逻辑。她认为,对普通人讲述的倾听、记录与研究,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是学术职业使然,也是出于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和对一个公平正义的好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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