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3 爱思想网 2012-09-04 23:23:1 颜亮 参加讨论
考据：傅斯年“如何做一个所长” 南都：傅斯年被很多人称之为“学霸”，你怎么评价? 王汎森：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有一位教授R ogers H ollingsw orth研究科学家的创造历程，他提到最好的学术领导人是既开明但又有权威，而且时常可以用他的权威破格给予有创造力的属下特殊的支持。我觉得傅斯年领导史语所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他具备了上述的特质。 这个题目使我想起已故剑桥/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大家杜希德教授(D.Twitchett)的一篇名文《如何成为一个皇帝》(How to BeanEmperor：T‘angT’ai-tsung‘s Visionof His Role)。我记得当年杜氏后人将他的藏书送给史语所时，李远哲院长在致词中便说他也知道杜希德先生的这篇文章。这使我觉得应该谈谈傅斯年“如何做一个所长”。 《如何成为一个皇帝》主要是指唐太宗对他自己帝王角色的看法，但针对傅斯年，应该写一篇《如何做一个所长》，而这不只是要从宣言性的文字去分析，还要从日常生活史料，包括笔记、谈话去了解。我发现傅斯年在书信中最常提到的是“事业”、“标准”两词，即他非常清楚他正在努力的是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学术“事业”，这样的事业在过去是不这么做的。另外他处处要提出一个“标准”：包括用人的标准、学术的标准，在这些标准的导引下希望发展出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拟的学问，而且在一开始把“标准”垫高了，以后的学术事业便容易建立了。 傅斯年的书信中有很多谈到用人、晋升等的标准，或甚至是做事的标准，这些零星的材料有重要的意涵———譬如傅斯年是那样尊敬陈寅恪，可是抗战期间，当陈寅恪不能按照公家的规定回所而是在桂林教书时，傅斯年坚决不肯支付全薪，而且不准中研院总办事处打马虎眼，甚至到了大吵的地步。 傅斯年与人通信中，另一常见的问题是人才：培养人才、把人才送出国去读书见世面。以当时中国财政之困难，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最费钱也最缓不济急，但傅斯年近乎强聒不舍地要政府各个机关挤钱出来做这件事。衡诸这些人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了培才、养才是一件要不计代价去做的事。 我曾经在台大的一场演讲中把傅斯年对治所的策略综合成六点：一、不拘一格识拔人才。二、尽量将人才放在手边。三、如守黄金般守住人才(如芮逸夫、丁山之例)。四、以侍候一群有学问的人在身边尽情工作做为职责。不过傅斯年的标准很严，他严格区分专心治学者及不专心治学者，譬如抗战时傅斯年认为闻一多、王献唐非常专心工作，总寻思着要给予一些补助。五、催成绩、出书，用最高的标准出书，印书水平要超过欧美、日本，用他的话说：“倾家荡产印集(书)刊。”六、要懂得宣传。为了宣传史语所的成绩，华人方面是仰仗胡适，洋人方面抓紧伯希和(Paul Pelliot，著名法国汉学家)，就是好的例子。此外，学术远见、突出而严格的学术标准、找钱、找人、留人、资源之寻获，也都是傅斯年每天的工作。 他在处理所务时，集细部想象与规划之最，包括如何做木箱、如何省运费、如何省旅费，真可谓“丁宁周至”。傅斯年最长于写信，用信来指挥事情，这让我想起张居正。我偶尔重读《张居正集》，对他用书信指挥、动员各地官员的印象相当深刻。傅斯年因长期不在所内，史语所的工作又常常散在多处，故不知写多少信指挥、调动，信中虑事周密、精到，真使人吃惊。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要岑仲勉离所南返那封信，虽因重大扞格而不得不分手，但读来仍情味无穷。信上说：“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尤钦慕。今以一科上之不同，遂各行其所是，亦事之无可奈何，望先生不以此事为怀。以后敬乞时赐教言，不弃在远，固终身之厚幸也。引领西望，先生自此远矣。恻怛如何。” 南都：你也曾做过史语所所长，你最注意的是傅斯年做的什么事? 王汎森：在所有傅斯年所做过的事中，我最注意他催学术成绩这一件工作。傅斯年往往是没命地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催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傅斯年有一封信上说这部书拖了十五年，再这样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还看不到书出版。又如他催于道泉的成绩，简直到了要反目成仇的地步，后来于道泉终于交了一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Lovesongsofthe sixthDalailam a)，应付过去了。我对藏学不懂，但是十多年前有人告诉我这还是于道泉最好的著作。 我在担任所长的六年间，见了人就要催成绩，催到最后有些人怕与我见面，有些人明白表示苦不堪言。严肃的学术成绩出产最慢，动辄要花一二十年，譬如最近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编》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几年，在我任内，每年我都要问几次，而每次过年前他都回答说定稿快送出去了，最近这四巨册的书终于出来了。另一位同仁用法文写近代法国人类学历史，在法国得了大奖，这本书也似乎与我“见面就催”有关。这类例子非常多，我总以为对研究学术的人而言，“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有人在身旁催促还是一件好事。 评价：“学霸”傅斯年，到处成为一种力量 南都：但你仍没回答“学霸”这个问题。 王汎森：首先我必须说，如果在引用前面所提到的威斯康辛大学那位教授的研究，即“权威”非常重要，那么“学霸”一词也可以有很好的意思。 我们知道汉学的发达与若干“宗主”或“宗座”型的人有关。譬如纪昀、翁方纲、阮元、毕沅、程恩泽等都是，官位不一定要非常高，譬如程恩泽即只是侍郎而已，但是人们认为他与道光时代的多才多能之士的养成关系非常重大，至于阮元之为乾嘉汉学之“宗主”人物，更是不待说了。 我曾大致归纳了一下阮元为什么能做一代之“宗主”。首先是自己要拿得出几种压得住人的著作，标举一个特定的学术宗旨或标准，不断地集合有才学之士做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集众式”的重大工作，如编《经籍纂诂》、《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并校勘记》不断地识拔有才学而位处卑微的年青学者，为他们到处揄扬或找出路。要不停地获取资源，不停地识拔年青新进人才。要不停地出钱或出力，帮忙某些贫寒的学者刊行他们或前人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一点在清代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学术出版机制并不健全。有时候甚至要用自己的权威强力去办某些有学术意义的“闲事”。我记得阮元为了从焦循后人身上将书板逼出，好将该书印出以飨学界，写了一封信给对方，其口气已近恫吓。但是为了学问公家之事并不避讳。民国固然与清代不同，不过在上述方面，傅斯年也都有具体的例子，使得他成为当时学术界强而有力的宗主型人物，或者称为“学霸”。 这里要套用傅斯年给人信中的一句话：“天下事是傻子干出来的!”我认为这句话跟胡适说：“(傅斯年)到处成为一种力量”讲的是同一件事，也可以用来说他之所以成为“学霸”的理由。好的“学霸”的要件之一是得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帮忙他人成就他们的学术事业。 所谓帮忙他们成就自己的学术工作，在这里我要举傅斯年在谈到史语所同仁的成绩时的口气为例。在李庄时，傅斯年有一封信大意说见到一些同事的新成绩，说可以大解国难之窘忧，如见到董作宾在《殷历谱》之进展，一方面暗喜，一方面还要设问题以难之，故意挑一下，让大家都得到一种学问的刺激与兴味。又如看到陈寅恪的论著中发现李唐祖先非汉族血统，觉得是一个大创获，为之狂喜，认为足以解消抗战之烦闷等。不时以催促、欣赏、鼓励的态度去帮助他人成就一种共同的“事业”，也是做一个“学霸”所不可少的。 不瞒你说，我个人在整理傅斯年书信出版时，发现傅斯年几乎无日不在与人争论。一位曾经与傅先生共事的人说，抗战胜利后，为了傅斯年坚持要办“伪学生”、“伪教授”，把他们这些教育界的主管弄得灰头土脸。傅斯年从来不怕为了原则与人争执。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整顿北大一定要去除北大教授中的某种势力，而他愿意身任其事“与之周旋”，由此可以看出一点梗概。不过史语所的老前辈高去寻先生告诉我，陶希圣曾说过：“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当下：史语所学风有承有变 南都：史语所是如何走出傅斯年的影响的?又如何来保持当年自己的特色? 王汎森：今天史语所与傅斯年的时代不同。一个机构经过了七八十年，其学风必然要有承有变，不承则不成为一个学派，不变则不能维持它的时代性。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例，它几乎与史语所同时创立。在1990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写《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时，便借用了一位年鉴学派史家的话，说这个学派经历了“从地窖到阁楼”的三次大变化。史语所亦有许多变化，在史语所七十五周年时，我写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便把我当时所观察到的变化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后来我策划了一套《中国史新论》(计划出十册，可惜至今尚不能出齐)，这套书中所规划的主题，有许多是史语所创所时不特别关怀的，譬如性别史、基层社会、思想史、医疗史、科技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 以思想史为例，我刚进史语所时做过一两次明代思想的报告。当时只有黄彰健、黄进兴两位是同行，黄彰健先生告诉我，早年他研究理学思想时，在所里真是一只孤鸟。虽然傅斯年1940年出版《性命古训辩证》时，其实已经在治思想史了，但所中这方面的趋向并不明显。黄先生说他1950年在杨梅时，傅斯年先生看了他一篇讲理学的稿子，点点头表示可以，他才放下心来。然而在1980年代以后，史语所里面思想史的空气蛮盛，这就是与以前不同的地方。这种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变化现在还一直在进行着。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这里面还有“承”，即延续性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管做什么题目皆本“实学”之精神，要用“排山倒海的证据”来支持论证。 最后，让我最感诧异的是过去十多年，我遇到过几位西方及日本的读者，不约而同地说读完这本英文书时受到“感动”，我认为这应该是客气话，而且他们是在说傅斯年不是在说我。我猜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傅斯年的个性、生命、悲壮的历程使他们觉得“感动”;第二种可能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于史学家追求历史事实已经不感到兴趣，或不再有信心，他们却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看到传统史学信念强韧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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