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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麟:不懂民间文学成不了大作家(3)


    谈观点
    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开展,您怎么看?
    罗:就世界范围来说,像中国民间文学这么丰富、而且保存下来的,很少。阿拉伯国家像《一千零一夜》这些,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像波斯(伊朗)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现在能够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就是中国的东西。比如中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很多民间文学的东西,有一本《古谣谚》的书,它就把二十四史中的歌谣、谚语等东西基本上都集拢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特别丰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工作,仅公开出版的省市卷就达90余卷,总字数在1亿以上,还有难以计数的内部出版的县卷本(少数地方编辑了乡镇、街道卷本),被称为“文化长城”工程,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现在对民间文学的对外宣传还不够,应该在这方面扩大宣传。
    郑:请您谈谈对民间文学改编再创作问题的看法。
    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叫张弘的提出改旧编新,很多人都认为不符合民间文学的规律,违反民间文学原则,当时就加以批判,批判得很厉害。当时张弘跟我有接触,他问我的意见,我当时的观点是他的提法是对的,但具体的办法不清楚,原则上我同意。什么原因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诗经》最早的原始东西我看是徒歌,是口头文学,然后才通过民间的下层文人把它搜集起来,成为《诗经》,然后文人才加工,现在的《诗经》,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成通俗文学,然后文人加工成为现在的经典著作。从《诗经》这个例子来看,改旧编新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反对不了的。当时有人认为张弘的提法违反民间文学规律,我认为是偏见,真正的民间文学必然会发展成为通俗文学,事实上就是改旧编新。所以现在很多故事,比如四大故事中的梁祝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事实上原始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差得很远,是逐渐改旧编新的。改旧编新这个规律,将来应该提倡,不应该批判。当时批判改旧编新的这些人,我认为是教条,是学苏联的教条,苏联当时就认为口头的东西必须绝对忠实,不能改编。原始的故事保存原样一字不改,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必须经过改编,不改编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
    郑:现在有很多民间故事都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了,最近我看到牛郎织女也已经改编为电视剧了。
    罗:像四大故事,假如不经过改编,原始故事太简单了,没有什么趣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大故事,事实上都是经过改编了的,像孟姜女故事经过了几千年的改编,白蛇传也几百年了,梁祝故事上千年,经过了很多下层文人、上层文人的加工改编;而且不仅仅是文人,民间艺人也参与了改编。如梁祝戏剧,在民间戏剧中就很流行。所以中国的民间文学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还不全面,要从民间艺术、民间戏曲、民间文化结合起来看,才可以看出它的发展,看出它实际上是不断改旧编新的。
    郑:最近对民间故事改编也有很多议论,有些故事改编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成了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罗:中国的四大故事像《白蛇传》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作品,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这个就要靠中国文人的努力了。因为只有歌德这样的水平,才有可能将《浮士德》改编成经典著作,你没有这个水平,就没有办法改编。但是《白蛇传》这个故事的原始故事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有一年美国著名戏剧家梅勒到上海,看了《白蛇传》之后,他说中国的《白蛇传》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就说明四大故事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很了不起的东西了,就是还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就是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大文学家来加以改编,这一步还没有走到。但是从现有的角度来看,四大故事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现在拿歌德的《浮士德》来衡量四大故事,我觉得是不实际的。从中国四大故事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情况来看,是很成功的。当然我们要提高,要赶上《浮士德》,还需要文人的加工。所以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不要贬低,民间文学如四大故事的成果,现在已经了不得了。
    郑:罗先生,您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方面有些什么建议?民间文学学科这么多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罗:现在我觉得民间文学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提出来之后,又重新重视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北京有《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上海有《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由前者改名而来,同一刊物——著者),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刊物),主要是靠北京和上海。当时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过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对于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否定的,不仅是民间文学,其它东西都不大重视。这个风气一来,把五四以后、解放以后研究民间文学的传统抛弃了,没有好好继承下来。现在的研究工作,就是赶时髦,哪个问题比较时髦一点,大家都集中到那个方面,真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别人认为水平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研究民俗的文章著作,就是抄中国的古书,自己的见解很少。借鉴日本、借鉴欧美的人类学、民俗学,这点不可否认,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拿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的看法还没有过去。要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必须要把外国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提倡研究中国的民俗学、中国的民间文学,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苏联的那套老的东西,应该是新的路子。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少数人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政府提倡,要办杂志,比如上海来说,应该办一个民俗或民间文学的杂志,像过去民研会办的《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这类的东西,北京也应该把《民间文学论坛》整顿好。另一方面,大学,高等学院,如上海的复旦、师大,应该把民间文学这个课程作为必修课,因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学的根本,你把这个作为选修课是不对的。
    郑:还有您个人的治学经验,能不能说说,供年轻人学习。
    罗: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个感觉,不知你们的感觉怎样?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年轻博士,我觉得他们有个缺点,知识面不够广,无论是谈到文学,谈到历史,谈到哲学,谈到文化,有很多问题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来,他们要提高就受到了限制。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所以我希望基础教育大学本科应该加强,很多大学生写的文章实在不大高明。过去提倡大学上大学语文,我认为不必要,母语的阅读、写作应该在高中阶段就解决,在大学里再来开大学语文课是不科学的,耽搁了年轻人的时间,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在大学里应该读专业课了,不该再读基础课,大学语文是基础课。现在提倡学英文我不反对,但是母语首先要解决,然后才谈得上学外文。假如外文好而母语写不通顺,你就没有表达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基础方面还不够扎实。你们在大学里当教师要重视这方面。
    郑:罗先生,其它的您还想谈些什么吗?
    罗:还有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现在活动蛮多,也是蛮好的,就是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好像还做的不够,所以我希望协会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还有出版社,你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来有民间文学编辑室,应该继续发展,不要停下来。这就是我个人的希望。
    郑:罗先生,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罗:我们中国的作家不太注重民间文学,这是个很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的作家都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国外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他自己就写民间故事,高尔基更不用说,他用民间故事来写短篇小说,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写,跟民间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搜集民歌,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跟民间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席勒、歌德的诗歌很多都是民歌体。我现在的看法,中国现在的文学,说得不客气一点,国外看不起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作品没有民族风格,现在的新小说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假如他不写中国人的名字,说它是外国人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技巧方面完全是学外国。但是国外的文学,比如日本的文学,如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中民间的东西就很多,尤其是芥川龙之介,像《龙生门》等小说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民间文学重视不够。一个民族要把自己的文化向世界宣扬,要从实际上做。你比如中国的四大故事,确实很有价值,假如现在有一个作家把四大故事改写好,就等于歌德写《浮士德》、莎士比亚写戏剧一样。中国民间的东西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继承下来的都是文人的东西,所以谈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文人文学,甚至连通俗文学都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大的,除了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就是通俗文学。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民间戏剧表演的几乎都是这几部书中的故事,水浒戏、西游戏、三国戏,所以你们在大学里教民间文学,就应该大大提倡,要说出它的价值。民间文学的价值,像《梁祝故事》,为什么这么感人?我那几篇文章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文化因素。
    (本文刊于《上海采风》2011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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