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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谈史景迁和美国汉学


    作为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在中国读书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和声望。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早年在耶鲁大学师从史景迁攻读博士学位,近期又主编了“史景迁作品”系列。
    近日适逢郑教授访沪,对我们谈起了他的导师和多少与史景迁有点格格不入的美国汉学界。

    

    封面郑培凯像:李媛 绘
    读过史景迁的书,都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您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能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位导师吗?
    郑培凯:史景迁人很好,他最好的一点是,他会问我到底喜欢做什么。我说我自己还摸索不清楚,兴趣也蛮多。他说那这样吧,你自己去读书吧,我可以教你怎么组织你掌握的资料。他有时候会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这个态度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去读,回来我帮你整理整理你的思路。
    他说我绝对可以帮你把你的英文写好。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我写学期报告还有其他文章,他都帮我改,就跟我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改作文一样。他改的呢,很有趣。我觉得我讲得已经蛮顺啦,可他用字就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我讲到当时社会上有一些流动的人,在不同时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他帮我改了一下,说有一些人“sporadically employed”。我对这个印象很深,这两个单词是说有些人“断断续续地不同地工作着”。我师姐韩书瑞也帮我看,看到这句,说:“哎,这个是不是史景迁帮你改的?”她知道我那时写不出这样的词语来。这个很有趣。
    我在耶鲁读了四年之后,因为兴趣广,还没做完博士论文,史景迁就帮我申请到两年的耶鲁最高的荣誉奖学金,所以我总共有六年的奖学金。而且还说,你可以回中国大陆做考察,经费全部提供。这个机会其实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我是1976年夏天,“文革”还没结束,以及1978年夏天,由耶鲁奖学金资助,两次来大陆做学术考察,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史景迁教人的方式,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为我知道有些师弟最后没拿到学位。他对学生其实很关注。而且他很聪明,史景迁的聪明是没有话讲的。我觉得他教学上是非常好。他认为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意,弄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他主要是在教学上相当照顾学生,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他也把学生当作朋友。最后两年我其实不住在耶鲁,住在郊外;那时他让我叫他Jonathan就行了。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那就是老师拿学生当朋友,他觉得你有独立性,他也不希望你继承衣钵,也不希望你说是他的家派,这跟我们中国老师很不一样。其实讲起来,美国汉学界,其实也不止是汉学界,就是整个学界,人文学界,它是这么一个气氛,也不只是他一个老师是这样,大多数都是这样。
    有人批评史景迁的著作里有一些对文言文的误解。史景迁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郑培凯:他是懂很多门外语的。比如说他在做利玛窦的时候,就比较得心应手,因为他欧洲的语言基本都会。我记得当时他看意大利文的材料,还有很多法文的,他各种语言都掌握得非常的好。这在他后来写《王氏之死》时我也发现了。写《王氏之死》,他看蒲松龄的著作,读中文材料,同时他也看法文的翻译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所以你现在发现,他其实在用原始资料的时候,不止是靠自己读中文,也参照各种欧洲语文译本。你当然可以说,我中文好就行。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每一个翻译家他都好好地读过原文,在转译的过程中把它重新诠释了,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现代的语境。他参考了不同语言的翻译,还有原文在手。
    他中文很不错的,文言文也能看。其实真的给他打下根底的老师,是房兆楹和杜联喆这对夫妇学者。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可是在美国始终都没有进入学院教书,因为美国学校位子很少,尤其早期。胡适介绍他们给国会图书馆,做《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史景迁的中文底子,是这两位学者,特别是房兆楹帮着打下的。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嘛。有许多汉学家谣传史景迁不会中文。我知道他会中文的,他会看的,有时候会问一下。他也会讲,讲得不是太好。有个笑话,是真事。1980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到了耶鲁,要见史景迁。他们两个相会,都是才子型的嘛,这怎么办呢?两人见面,用什么语言对话呢?中文还是英文?最后讲的是法文。
    听说钱锺书曾说过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郑培凯:这个说法,我们听说过,传闻的,是有可能的,说他是“failed novelist”。可是问钱锺书,他说没有。钱锺书那个嘴是……后来杨绛不是一直帮他扫清这些东西吗?
    史景迁的文笔好是大家公认的,他的作品之所以好看和畅销,也在于有很多想象出来的细节。
    郑培凯:我觉得他写的方法非常有趣,因为他的确是有许多历史的想象。这个历史的想象并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它来自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刻了解。史景迁对欧洲的整个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他对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人多,比别的所谓的汉学家要多。
    我觉得他最深厚的东西,其实是他对西方的了解,所以他在了解中国的时候,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同情。史景迁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他就会进入那段历史的情景。你要了解历史,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的确是过去的客观,然而,你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客观。那是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里头的客观真实,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你知道当时每一个人在想什么,每一个人在做什么,那一场战争每一刀砍在哪里,你可能知道吗?这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掌握所有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是断断裂裂的,那你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这还是要有一定的想象的,可是你所有的想象都是要建筑在你所知道的可靠的史料上。史景迁的作品大概是这样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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