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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理论探索(3)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民俗与民间文学
    对这个题目来说,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三重身份,一是都是它的大学教师或专业研究者,二是都是它的杂志撰稿人,三是都是它的儿女、享用人和文化执行者。它是什么?研究什么?学科建设的程度怎样?可以问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我们都有职业探索,也有人生经历。当前讨论这个题目的热点方面,是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是,民间文学是民俗的的诗性特质,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两者的通用方法。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知识是民俗。
    民俗是民间文学的特殊产物,因此民俗与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文艺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的基本共同点,是都能用类型分类,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
    对民间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需要用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去解决。民俗也有自己内部结构,也可以用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把把提升出来,再从中找到民俗的风格和诗化的特征。我们往往还能发现,民俗特别富有表现技巧,这方面的内涵,也可以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
    民俗和民间文学不仅联系紧密,而且有时民俗本身就是一种民间文学现象。
    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鲜明要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上。不过,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深入地阐释它们。
    从传统上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一部口头作品是被哪个人创造的,但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是某人第一个创造了它,然后它通过不同的形式,不断地浮现出来,这种研究方法对民俗来说也是基本的。
    与民俗最早发生关系的,不是文学、是语言。然而,民俗和民间文学有太多的相同任务、相同观念、相同想像,以及宗教、仪式和风俗上的相同类型,这又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亡。
    对一般文学来说,读者永远是创造性地自我阅读的;但民间文学需要借助民俗去阅读。
    当然,要避免将民俗完全等同于民间文学。我们在看到两者的相似性、相联系性和认同性以外,还要看到它们的差别。在差别方面,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去研究民俗,却会变成表面化的分析与描述。
    两者的明显区别之一,是民间文学具有不确定的作者,民俗却是没有作者的。原因很清楚:不管我们怎样把民间文学当作社会史或民众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民间文学还是个体和群体创造的。
    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差别,需要从它们各自的生存方式上去寻找。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建国后,在政府的倡导和前苏联学科设置的影响下,高校中文系普遍开设民间文学必修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一是将民俗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缔,这就切断了对民间文学生存土壤的研究;二是过于强调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范围太小,标准先行。改革开放后,民俗学已经逐渐恢复,民间文学研究的许多限制也逐渐消淡,可是,民间文学学科非但没有出现大的发展,反而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很多院校已经不再开设这一课程。我想应该从这一学科的内部来寻找原因:其实,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学的兴旺局面,包含着很不正常的因素,即政府意识形态的支配,这就导致了民间文学为政府主流意志服务的趋向,其独立的学术品格颇可质疑。如今,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一并消散,但民间文学学科却没有通过艰辛的挣扎去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学术定位、重新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相对于其它一些学科来说,民间文学在总体格局上,我认为是滞后的。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趋势是将民间文学引导向民俗学上别开生路,这当然不错,但这样就偏于社会科学,难以在文学领域中立足了(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民俗学在法学系统)。我认为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并非“无可奈何花落去”,关键是如何重新建设。
    经过长期的思考,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扩大民间文学的学科范围,在全部保留原来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前提下,将其它下层流传的口头文学、尤其是大量非作家专著的书面文学(比如唱本、弹词、宝卷、平话等)吸纳进来,这些千姿百态的俗文学样式与作家文学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历史与现实,而其对民众文化心态的反映既广且深,又非精英文学可以比拟。从这层意义上说,民间文学与俗文学应该合而为一,以“非作家文学”的面目构成文学系统里的一门子学科。其实,五四以后到建国之前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一宽广的空间里进行的,并产生了一批有成就的研究者,如顾颉刚、郑振铎等,所以,现在其实大可“似曾相识燕归来”。
    其次,应该大力整顿学术风气,建设更合理的学科规范。毫无疑问,民间文学最具特色的方法是“文本+ 田野”,其中对田野作业科学性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但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和审查制度,许多田野作业的成果相当随意,由此引申的结论,其学术性也就难有保障。更进一步说,田野作业尽管重要,但如何与传世文献甚至考古资料相结合,成就真正所谓的“三重证据法”,也是民间文学既得天独厚又责无旁贷的方法论课题。我想,我们如果将这样的方法论建设得更加丰富圆熟,民间文学的科学性将大大提高,也可以为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视野和结论。
    此外,资料的汇集与公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与整合、学科内部加强沟通、建立正常的学术批评风气等等,都是急需努力的方面,此不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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