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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发展不能被纳入“计划”


    作为复旦“人文振兴计划”支持的首个学术访问项目,王汎森到复旦讲学8天。
    3月28日下午,距离讲座开始还有50分钟,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室外已排起了长队。大家在等待聆听历史学家王汎森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的第三讲《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作为复旦“人文振兴计划”支持的首个学术访问项目,王汎森到复旦讲学8天,举办总题为“执拗的低音”的四场大型系列讲座,内容主要是他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一些再思考。王汎森认为,在近代中国,当新的思想典范逐渐占据历史舞台时,有不少带有传统色彩的学术论述被推挤到历史边缘,这些思想、论述、视野及方法中,有许多值得重新加以检视。
    同时,王汎森的系列讲座也开启了复旦的网络公开课的第一课。
    
    王汎森
    知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明代中期至1950年代之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和《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专著及多篇论文。 
       
    王汎森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章太炎的思想》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东方早报:“中央研究院”是华人世界中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典范,你曾说学术独立是“中研院”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请问这种自由独立而富有活力的学术环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是由近代一群新知识分子集体的心血所创建的。第一批前驱者,都有很深厚的传统旧学的素养,同时又深受西方学术的熏陶,对西方近代学术和民主政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包括像蔡元培,还有许多人,基本上都有同样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创建这个学术机构的时候,很自然就维持这样一种精神,坚持一定的学术标准,尊重学术研究的纪律。
    他们都认同对知识的追求,像我刚才演讲提到的丁文江,他曾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喜欢引用庄子的一句名言“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他们都充分认识到,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之所以突飞猛进,其中一个大秘密,就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研究精神,对不管是自然还是人类世界的问题的好奇跟纯真的追求。
    在《蔡元培全集》里,有很多蔡元培为其他书写的序,也有不少他为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写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对最基础的学术的浓厚兴趣,只是求真,而不管是否时髦,是否赚钱。他最有兴趣的美学、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史学……都是很纯粹的知识的追求。这种追求渗透在“中研院”的每一个角落里,包括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因此,他们跟当时的很多传统学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干部,还有一些比较守旧的学者,他们对“中研院”的这些做法,并不是很引以为同道,有很多人想要抵制,可是这个传统坚持下来了。
    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中研院”在创院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很被看重的。像后来对台湾地区的经济非常有贡献的李国鼎先生,他从剑桥大学读完硕士回来,当时“中研院”天文所觉得李国鼎太棒了,既能办事又能做学问,就想要直接给他研究员的职称。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说,不行,以他这样的资格最多就是副研究员。“中研院”对这项原则坚持了很久,后来李国鼎没有来,他“投奔”了政府,成了台湾经济科技的教父。由此可见“中研院”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学术的标准,不管谁来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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