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22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9-9 郑杭生 记者 李潇 参加讨论
记者：对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您认为中国社会学还应当做些什么? 郑杭生：关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认识，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即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 理论自觉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陲、但是不甘边陲的动力。如果处在边陲、自甘边陲，那就失去了任何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可能。 理论自觉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和创造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理论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界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我们有可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贩卖者或掮客。 上述三个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具前提旨在说明，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 中国学术必须要有自己可美的东西 记者：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如果依赖国外的理论教条，按照国外学者设置的特定话题和理论导向来增加中国的案例，就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依附性，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方面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话语权。 郑杭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费老的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文明观。这是处理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与西方文化文明，其中包括中西社会学理论关系的准则。我要补充的是，我们必须有自己可美的东西。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我们对外国的文化文明、社会学理论都要避免两个极端。我体会在中国走极端，无论哪个极端，其结果都是不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增强，外国社会学者已经对我国社会学界刮目相看，过去那些很难见到、很难请到的外国大牌学者，现在相对来说容易见到、容易请到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深入研究中国，他们的心态改变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气氛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提高主体性、反思性，不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东西来，最终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我们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的转向，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实现分支理论的开拓。 “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 记者：您倡导“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这是一个促进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理念。请您谈一谈学派建设对于学术发展的意义。 郑杭生：“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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