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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褚国飞:不断提出问题 推动思想进步(3)


    现代“儒学”应从学理上发挥作用
    记者:儒家思想资源是非常多的,但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化得切实些,而有益于现实社会?
    汤一介:“儒学”必须要让它面向现实,而“儒学”本来就是要求“治国平天下”的,但主要应从学理上(即其“学统”)发挥作用,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政治法律有关的“礼法合制”问题。还有前一阵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现代企业家也有一定的意义?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儒商)精神》,已发表在《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上。我的想法是,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儒家都好,但是我们要发掘它的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东西。马克斯·韦伯是很有眼光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工业化等原因之外,还有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卡尔文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用新教伦理如何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精神支柱呢?他说,资本家一定要不断赚钱,但要用最理性的方法来赚钱,这是资本家的一种天职,它可以增进上帝的荣耀,因为卡尔文教是一种宗教。那我可不可以用类似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可以用最合理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以增进社会的福祉和他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我想这可能是符合儒家精神的,因为孔子讲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取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富与贵,虽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不符合道义得到它,我不做。这是儒家的精神,《周易》中有一句话,“何以聚人?曰财”。怎样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要钱财,聚集老百姓是目的,钱是手段。所以说我们古代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为社会的福祉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本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有分量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出来,这样影响就大了,但要做一个有体系的理论的著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家的参与。
    希望《儒藏》至少在100年内为世界通用
    记者:您主持的《儒藏》工程从2004年正式实施,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近400名学者参与了这一工程。请问您当初提出要做这个大工程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几年的编撰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对《儒藏》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汤一介:当时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家,现在已经有《佛藏》、《道藏》,但一直没有《儒藏》,明清两代学者都提出过要编《儒藏》,但是工程太大,都没有能实行,明朝做了《永乐大典》,清朝做了《四库全书》,已经很了不起了。那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要复兴,是否应该考虑做《儒藏》?从儒释道三家讲,儒学在历史上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应该做的时候了。北京大学是在2002年提出来,实际上在1990年我就提出过。当时有个企业家,想支持我做,但是后来他这个企业没有发展好,一下子垮台了,所以没有做。一隔就是十多年,2002年提出来,作为一个课题。后来,在2003年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重大项目,2003年12月31日才把项目批给我们,正式启动是2004年。后来我想,光因历史上没有《儒藏》,就来编一部《儒藏》虽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更深层的理由,是刚才说的,儒家思想里有相当多的对我国今后发展很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们要把材料准备好,不然好多东西不知道,对研究不利,所以我想给大家准备一套材料,让大家来研究它。还有一个想法,我喜欢自己的国家。《佛藏》从宋朝起一直到现在,至少编了20多种,但现在通用的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编出一本让世界通用的《儒藏》。有记者问我,“你觉得你的《儒藏》怎么样”,我说我要把它做好,至少100年可以被通用。
    但现在困难还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学风并不好,有不少学者做学问不太认真,特别是经济对学术的冲击太大,所以给我们的稿子,送到我们这里来常常质量上有问题。“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班子总共才十多个人,业务专业人员不到10个人,当然还有三四个是行政人员。来的稿子,往往是不合格的,到我们这,相当部分要退稿,要他们修改,有的甚至根本不行,我们要重新找人做,所以对我们压力很大,时间也是浪费,这是学风的影响。还有经济上的,我们的经费不足也是个问题。2009年,我们本来打算出50本,但只出了30多本。本来希望到2015年可以全部出完,330本能出齐。但现在速度慢很多,有些我可以做的做,有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要求首先保证质量,慢就慢一点,一个不合格的稿子也不放过。为解决以上两大困难,我想和一些企业家谈谈请他们给些支持,如果我们经费比较多,学风更好一些,工程可以顺利一些,质量更高,速度可以更快一些。(采写: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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