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戏剧人类学”的名与实(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08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 康保成 容世诚 黎 参加讨论
从田野到聆听 □容世诚 有关“戏曲人类学”的话题，笔者曾写有《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以下简称《初探》)。书稿完成于1996年初，1997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大陆简体字版。 笔者的学术专业是中国戏曲。《初探》所收论文，主要反映了笔者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探研中国戏曲的取向和角度：根据田野考查资料，结合文献史料，归纳、诠释中国宗教仪式演剧性质。正如《序言》开宗明义所申述的，《初探》并没有系统地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作为全书的组织框架。书中“戏曲人类学”一词，广义地泛指一种从人类表演行为和仪式实践出发，探索中国演剧的研究进路；希望值此和文化/展演人类学专家进行对话。至于讨论的剧种范围，则涵盖元代杂剧、明代山西农村赛戏、香港粤剧和新加坡潮剧、莆仙戏。回眸这个阶段，笔者“走入田野”、“记录演剧”的研究路向，大体上受到三种学科理论的影响：陈守仁、余少华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田仲一成、龙彼德的中国仪式演剧研究；Victor Turner、 Richard Schechner 的“展演理论”。在整个研究操作层面，笔者尝试将实地考查、文献资料、现代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冀盼在聚焦于书写文本的研究范式以外，寻求跨学科的“另类”突破，重新观照中国戏曲的表述形态，考察的内容包括书写剧本和表演场合的关系。这种分析思维，早已呈现在笔者的博士论文《邯郸记研究》(完成于1991年)里面。 所谓“走入田野”，就是进行实地考查。《初探》探讨潮剧扮仙戏(《五福连》、《六国封相》、《鲤鱼跳龙门》)和莆仙傀儡仪式剧(《北斗戏》和《目连戏》)的文章，都采用了现场考察为第一步的数据搜集方法：通过拍摄录像和照片、绘图、笔录等，以记录当场戏台上的演出过程和戏台周边的环境、事态、活动。并配合录音访谈，跟进参与者和“圈内人”，包括主家、戏班、道士、庙祝的经验、体会和回忆。田野资料集中之后，再和研究室里面的文献史料(例如明清剧本、文人笔记、《中国戏曲志》、兴化庙宇碑文等)互相参照、对比、整合。当时的主要考虑和焦虑，是有必要尽快记录正在迅速消逝的民间剧场形式，保存挽救相关戏曲文物。并且认为海外华人的移民社群(这里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保留了更加“传统”的演剧方式和仪式演出。但另一方面，田野考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数据的“客观”描述和铺陈。其中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将看起来不相关的戏剧—仪式现象，放在一个适切的理论框架中来分析。这里就牵涉整体材料的“脉络放置”(contextualization)和“概念化”思考过程。 在《北斗戏的神话与仪式》里，笔者提出一个“垂直—水平”两轴式的分析架构，阐释莆仙提线木偶“北斗戏”的仪式性质。在这个“概念化”处理背后，笔者借用戏剧人类学学者Richard Schechner的理论作为概念化工具。Schechner的理论精要，在于指出“戏剧”和“仪式”并不是一分为二的两个对立观念，而是属于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演出形式，它们都同时兼具戏剧和仪式成分，只不过是程度上有所偏重而已。将这个“连续体”观念，应用在个别的剧目演出(例如《北斗戏》)上，则戏剧和仪式二者在整个上演进程中此消彼长。在演出的某一个阶段，“艺术—娱乐”成分被推向前景，“仪式”性质则相对隐晦。到了另一个环节，“仪式”的展现更为显著，演出所要达成的“功能性”和“灵效性”(efficacy)，凌驾于“美感—愉悦”之上。这个时候，观众(也是信众)的终极关怀，是这次演出(仪式和戏剧的融合)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灵验效果”，有效地完成超度亡魂、还愿酬神、出煞驱邪等宗教目的。身处这个演剧环节，观众往往不只是被动地观剧，很多时候需要和戏班演员“同台演出”，积极参与这次仪式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次仪式进行(同时也是戏剧演出)具有实际的效用；透过参与舞台演出(同时也是仪式进行)，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处境，或有助逝去的“先人”脱离苦海。以上的“仪式剧”特征，体现在莆田《北斗戏》和《目连戏》仪式剧目之中。 最后谈谈《初探》出版以后，笔者对于“戏曲人类学”的后续思考。《初探》付梓，笔者的戏曲研究，也由“仪式剧”转移(其实应该说是“回返”)到“粤剧史”。从文化“物质载体”和人类“感官经验”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上半叶粤曲唱片的生产、流播和接受。在“脉络放置”——思考戏曲唱片于中国戏曲史上的意义——过程中，笔者对中国“听觉文化”产生浓烈好奇和兴趣，开始关注不同类型戏曲表述的“声音呈现”。并故此称“唱片戏曲”为“第三类型戏曲”。近年的一篇会议论文—— 《从“出煞”到“知音”：晚明戏曲的听觉经验》(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声音中国：展演、商品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 笔者重新阅读明人张岱《陶庵梦忆》有关“徽州戏班”演出目连戏的记载：“人心惴惴，灯下面皆鬼色。戏中套数， 如《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万余人齐声呐喊，熊太守谓是海寇卒之。”观剧民众在“鬼卒”(目连戏的演员)带领下，追赶捉拿从戏棚走脱，奔跑到台下到处窜躲的女鬼刘氏。实际上是通过目连戏演出，象征性地重演《周礼》 “(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的古代驱疫赶煞仪式。“万余人齐声呐喊”一句，不能轻轻略过。“声音”是上古“傩仪”的主要工具元素。《太平御览》有《庄子·逸篇》说：“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到了今天，敲锣击鼓、燃放鞭炮，仍然是除祟纳吉的重要“声音”手段。近年西方学者(例如 Steven Feld、 Bruce Smith)提出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视野角度，也许可以为中国戏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透视观点。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