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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英雄史诗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的成立让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大规模调查采录成为可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都开展了相应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沿海地区诸省市、革命老区、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的搜集采录工作都取得了许多值得赞叹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民歌、故事、长诗被发现并整理出版,其中尤以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的搜集采录为代表。──编者
    

    《格萨尔》:从远古走向新时代
    降边嘉措
    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到辽阔富饶的蒙古草原;从苍茫巍峨的昆仑山下,到迤逦万里的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到处都流传着一部不朽的诗篇,她的名字叫《格萨尔》。她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堪称史诗之冠;而且她至今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英雄史诗,后来流传到兄弟民族地区,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一部口传史诗,《格萨尔》是一份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格萨尔》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情表达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主题思想。格萨尔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铲除人间不平、伸张社会正义,引起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的强烈共鸣。这也是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格萨尔》的产生、流传和演变,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和部落联盟,经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依然在长江黄河源头、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广泛传唱。
    黑格尔说,一部优秀的史诗,能够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格萨尔》正是如此,它反映了藏民族的重大历史事实及其基本社会结构,描述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这是一部形象化的藏族历史,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因而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尽管《格萨尔》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伟大史诗,却一直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更没有进入主流文化领域。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没有丝毫地位,被贵族农奴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没有地位,贵族农奴主轻蔑地把《格萨尔》称作“乞丐的喧嚣”.《格萨尔》在历史上从未有过集中的搜集整理,而一直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这颗雪域明珠,被蒙上了厚重的尘埃。
    《格萨尔》和藏戏、热巴舞(即拎鼓舞)是西藏的三大民间艺术。虽然很多民间艺人有着非凡的才华,但命运却极为悲惨。在旧西藏,唱藏戏的“娜姆娃”和热巴艺人都要向贵族农奴主缴纳人头税和歌舞税,而说唱史诗的艺人则和乞丐一样要缴纳“乞讨税”.说唱艺人大多出身于贫苦农奴和牧奴或其他贫苦人家,他们四处流浪,靠说唱史诗换取微薄报酬,养家糊口。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许多优秀的说唱艺人默默去世,人亡歌息,致使大量说唱资料未能保存下来,不少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以及文物古籍都令人痛心地散失了。
    在科学意义上,第一批研究《格萨尔》的专著产生在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甚至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我国在《格萨尔》研究、整理的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万农奴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格萨尔》被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终于显现出真正的光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茅盾、周扬和老舍等就对《格萨尔》表示了关注。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搜集整理抢救《格萨尔》的工作。1960年,蒙古族著名《格斯尔》(蒙古族地区把《格萨尔》翻译成《格斯尔》)说唱艺人琶杰被授予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让广大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深受鼓舞。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正当《格萨尔》搜集整理工作开始顺利发展时,却遭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尤其在十年动乱期间,《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很多优秀的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遭到迫害,大批珍贵资料被焚毁或散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文艺的春天,这部古老的史诗再次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民族民间文学界的领导同志和前辈专家积极呼吁,首先为《格萨尔》“平反”,同时决定立即开展抢救工作。1980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四川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具体工作由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进行。西藏的同志汇报了粉碎“四人帮”后所取得的成绩,重点汇报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文联筹备组等部门记录整理扎巴老人说唱本的情况。不久,经中宣部批准,决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1983年,在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六五”规划时,第一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组成《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有《格萨(斯)尔》流传的省、自治区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共同完成这一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1984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格萨(斯)尔》说唱艺人演唱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各民族《格萨(斯)尔》工作者共同庆祝著名说唱艺人扎巴老人79岁诞辰,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各族歌手引吭高歌,真诚为老人祝福。
    现在,一个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术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让藏族人民、同时也是让整个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学科。藏文《格萨尔》已经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其中部分章节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尼泊尔等国文字。《格萨尔》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有藏、蒙古、汉、回、满、白、纳西、朝鲜等民族,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教学、学术研究、组织领导在内的老、中、青三代结合的《格萨尔》科研队伍。著名说唱艺人扎巴、桑珠、玉梅、才让旺堆等人的说唱本正在整理出版,并将继续加大艺人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力度。它潜在的学科优势、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民族新文化的事业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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