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听苏州评弹感受历史沧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5 中国民俗学网 王振忠 参加讨论
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书中许多其他的例子都反映：旧时的说书艺人，祁寒暑雨风尘奔波，必须凭真本事吃饭，必须接受听众和书场的严格考验，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剧团的成立，“几百年来一向是单干的说书艺人，有希望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虽然“放弃单干高额收入，赚固定工资”，但老了有退休工资，夏天脱产学习照样有工资拿。今昔对比，大体而言则是苦乐异景。平心而论，除了要加强管理外，这的确体现了新社会对民间艺人的关心和爱护。然而，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出不了大家，他们（引者按：指后来招收的评弹演员）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却创造不了流派”。由此我也联想到——原来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曲艺一旦被供进了神圣的艺术殿堂，早先奔走江湖的艺人遂成了具有各种级别的“人民艺术家”，这当然极大地改善了艺人的生活待遇，但对于民间艺术的盛衰递嬗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还很值得深思。别的不说，现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些相声节目味同嚼蜡，吃尽老本的所谓著名相声演员，说了大半天还只能勉强让观众客套地笑出一两声，而这样的相声居然最终还能获得大奖，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这恐怕也与习故如常的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养尊处优息息相关。 除了对苏州评弹的曲折发展多所揭示外，唐先生在《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一书中，还深有感慨地写道： 说书离不开时代，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势必会影响说书人的思想感情。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短短的二十八年中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每次的朝代更迭都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冲击，我像黄浦江里的一只小舢板船，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漂泊。 作者所说的“改朝换代”，是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中日冲突全面爆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及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败。唐先生现在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一生经历了民国、抗战与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变故。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我是一个评弹艺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悲欢离合伴随着我的说书生涯。……我的评弹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历史，而且是给出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时代变迁对说书人及所说书的制约和影响。反之，也可以从我个人命运的起落中读出历史的变迁。”二十世纪浮云变幻俯仰改观，唐先生耳所习闻目所经见，而今追写成文，恍同隔世。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评弹文化词典》，有对“七煞档”、“四响档”的介绍，其中还专门收录有“唐耿良”的条目，对他的说书曾有这样的评述：“说表以流畅晓达，剖析周到，事理分明为特点。并善于顺应潮流，结合时事，对比映衬，使书情富有新意。”此种以文本时事交互穿插彼此印证的特色，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形成。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新民晚报》即曾报导唐先生说书时的直抒胸臆：“唐耿良在新仙林开讲三国，有时他所加的穿插倒很有点意思。在讲群英会宴请蒋干一段，周瑜与蒋干二人共餐一席酒，他说在从前因物价便宜，两人坐一桌呒没关系，现在可不同了，十人一桌似乎还嫌太宽一点。同时从前也没有筵席捐，即使有，军队中请客也可不必付捐。后来在说到周瑜命太史慈传令：这里只谈风月，不谈国事，违者立斩。他说，此地只好谈谈风花雪月，不准谈国家大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命令下了，必须服从，否则便要生命不保。说书而能穿插笑料，已很不易，若能加上点时代的讽刺，确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说书艺人借对时政的评论插科打诨，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总统是蒋介石，副总统差额选举，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开票时电台实况唱票，几千张票子要好长时间才唱得完，收音机里只听见“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听得令人心烦。当时，正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位著名的说书艺人张鸿声，在台上借方言土语开颜解颐：“听到后来，只听见，伲种人，真苦，真苦格是伲种人。”由于评弹的听众主要是江南人，在吴侬软语中，李宗仁便成了“伲种人”（即这种人），孙科则成了“真苦”，这是以方言的解读，道出了解放前夕中国社会基层民怨沸腾的现状，自然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遂令人忍俊不禁、掌声如雷。类似于此的调侃，不知是否反映了旧时艺人的勇气？还是折射出那个时代相对的宽松气氛？但无论如何，对于时政的微词婉讽，很大程度上也是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形形色色的俗情变诈腐败现象，种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弊端舆情向背，原本可以为各类民间艺术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如果都像现在的某些相声那样，置人心淑慝于不顾，只是一味地顺意承旨歌功颂德，净说些不痛不痒的大白话，那么曲艺也就走到了尽头，徒具形骸而已。 从这部传记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在作者的回首追思中，有自嘲，有检讨，有惋惜，其中的一些叙述，反映了历经劫难后的超然与豁达，亦折射出人性的弱点和复杂。除了评弹艺人的谐趣外，书中反映出来更多的则是历史的沉重，从中可以体会到评弹艺人在社会剧烈动荡年代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些著名的说书艺人惨遭冲击，“贫病交迫而死，人亡艺绝”。而作者本人在历次运动中横遭迫害，爱妻饮恨而去，家破人亡的惨状，更是那个时代千百万中国人生活悲剧之缩影，读罢令人伤怀。一九七三年，工宣队向作者宣布撤销专案，让他“回到人民队伍”，当时的经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在恢复组织生活的会议上，我又受到了批判，不应该编造假口供承认自己是特务，欺骗了专案组，搅浑了水。如果是敌人拷问，你必定是要做叛徒！我想专案组用逼供的手法，难道是正确的吗？我又不能辩论，只有以“千错万错是我错”的态度表示要接受教训，总算获表决通过，恢复组织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