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著新特点
如前所述，大量体现史学更新的代表著作都出现在了北宋中期，自然不是偶然。与旧史著相比，它们"新"在何处呢？
首先，从新史著的撰写动机来看。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和宋初所修《旧五代史》都以因仍为主，多抄掇纂辑之功。《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至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11）《旧五代史》则"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12）在北宋，两部旧史都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指责，别撰者为数不少，《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是改撰热潮中的两部重要成果。对《旧唐书》，范仲淹因为它"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13）宋祁则指出："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14）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述其重撰动机，批评旧史说："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衰世之文，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恶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旧史大量采用的骈体类文，自然也受到非议，宋祁就说："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15）故而欧、宋新史将"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16）
陶岳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撰成《五代史补》，其自序批评《旧五代史》"漏落尤甚"，同时指出："近年以来，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廓清区宇，万邦辐辏以入贡，九流风动而政观，五代之书必然改作。"此言昭示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史学必将翻新这一真谛。欧阳修撰《春秋论》说："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作《春秋》"。隐然自负地道明了他为何有《新五代史》之作。企图辨正"旧史是非"，正是促成著家们撰述新史的最基本动因。鼓吹编年史"体正而文简"的孙甫指责《旧唐书》说："治乱之本亦未之明，纪事之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17）从思想内容到史书体裁，均要求来一个更张，他采旧史与诸家著录，修成《唐史记》，以明正是非。
第二，从编撰方法上看，一些新史著贯彻了所谓《春秋》笔法。苏辙指出：《新唐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18）吴缜亦谓：新书之病正在于"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19）例如：新书"凡书伏诛者，以其有罪而正法是"；"凡反逆者，虽遣其将拒战，亦必书逆首姓名，不书贼将也"，（20）等等，这自然与旧书多取实录朝报补缀而成风格迥异了。新书在体例编纂上，也表现出褒善贬恶精神。王鸣盛就此评论，说："凡方镇之守臣节者，既入之《列传》矣。其余桀骜自擅而犹羁縻为臣者，则自名《藩镇传》而聚于《酷史》以下，盖此辈皆未至于叛而近于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于恶之甚者为《奸臣》，敢为悖乱者为《叛臣》，称兵犯上，僭窃位号者为《逆臣》，此皆创前史之所未有。"（21）旧书美恶同卷，新书则使"薰莸异器，阅者一览可知"。（22）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效仿《春秋》笔法更具典型意义。陈师锡序欧史谓其"褒贬义例仰师《春秋》"，赵翼亦云欧史"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23）。徐无党在欧史注中，于其"书法"作了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述。
编年体的孙甫《唐史记》也是深受《春秋》"书法"影响的，如王鸣盛所指出："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以制度为不必具载，不作志。"（24）今存其《唐史论断》"不称武后年号"条斥唐代修实录、撰国史者"系后事于帝王之年，列伪国于有唐之史，名体大乱，史法大失"。认为唐史臣沈既济奏议"请并《太后纪》合《中宗纪》"是有得于"《春秋》之法"，并说明他的《唐史记》正是如此。
第三，贯注儒家思想的指导原则，是这些史著的共同特点。
在对待"天命"说和释、老问题上，有新的态度。欧明修明确表示："天命岂易知哉！"并借李唐代隋事来发挥"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的历史哲学，认为历代终始治乱，乃"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如何，……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25）此与《旧唐书》所言"（唐）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26）新旧《唐书》都有《五行传》，旧书一承董仲舒、刘向、班固等所持之五行灾异说，新书则批评董、刘等人"失圣人之本意"，而以"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27）为准则。欧撰《新五代史》更干脆取消了《五行志》。《新唐书》的撰者欧、宋二人均以佛老为异端，故新书不为僧人立传，且将旧书有涉佛事者去之达千余条。（28）司马光同样排斥佛老，《通鉴》对之多有批判，且同样不书符瑞、灾异。
欧阳修曾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29）这个观点在其史著中得到了体现。《新唐书》列有《则天皇后本纪》，欧阳修说：孔子《春秋》不黜绝"弑君篡国之主，……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所以这是得之于"圣人之意"的。（30）他在《新五代史·梁本纪》"论"语中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不没其实以著其罪，可以说是他撰《新五代史》的指导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五代社会污浊不堪，礼乐文章一无所取。其以"呜呼"开头大发议论，乃欲复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真是感情激越，溢于言表。例如《唐废帝家人传》论云："鸣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礼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又如《一行传》论云："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不取《春秋》褒贬笔法，不取正闰之论，这是与同时代或稍先的史家所具有的明显不同之处。但这部巨著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儒学思潮的强烈，司马光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31）据实而言的编纂思想是与前言之韩愈、欧阳修之论相通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他认为："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3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鉴》在史学上虽然声誉卓著，但其作者并不认为应该有独立的史学存在，他是把史学当作"儒之一端"的。其研精极虑，十九年不辞艰辛，是志在以史明道--明儒家之道的。
《通鉴》始于周天子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司马光于此叹道："先王之礼于斯尽矣！"维护"先王之礼"，希图重建儒家理想中的纲常伦理和礼乐教化制度，是其"资治"的主旨所在。《通鉴》开篇司马光所发的一通长篇议论，明确无误地阐述了这一主题。其云："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接下来详论古代礼制及其衰败，以捍卫圣道自居，大有韩愈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司马光认为："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33）这种观点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此亦其时新儒者的通病。
谙熟唐史的范祖禹在参与编撰《资治通鉴》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辑成一书，"（34）是为《唐鉴》。自序云："今所宜鉴，莫近于唐。《书》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商。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名曰《唐鉴》。"可见其与《唐史记》、《资治通鉴》一样，都以取鉴、资治为目的。三书都为编年体，又都以政治内容为主。但《唐鉴》与前二史仍有明显的不同。孙甫、司马光都以提供谨选的史实为主。孙书于"劝戒之切而意远者"方著论以明，原书75卷，论仅92首。《通鉴》发议论更少，其《唐纪》部分81卷，史论仅29条。而范书306篇，几乎篇篇有议论，字数与史事略等。
《唐鉴》在北宋诸家史著中，最符合理学家的口味。其议论与程颐十分契合，伊川认为此书"足以垂世"，"三代以后，无此议论"。（35）朱熹甚至说它是"此道将明"的前奏："《唐鉴》文章议论最好，不知当时也是此道将明，如何便教诸公都恁地白直。"（36）
《唐鉴》不仅"议论最好"，符合理学家的口味，而且其谨采史实，举取大略，直揭义理，这种作法也很符合二程以博闻多记为非、读史重在识"理"的要求。朱熹认为孙甫《唐论》"理不及《唐鉴》"，吕祖谦也说孙甫之论"大纲不正"。（37）朱子不满意《通鉴》对正统问题的处理，作《通鉴纲目》，"主意"即在"正统"。这种情况表明孙甫、司马光与理学家在思想上尚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之间存在差距。
注释：
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2，"唐史论断"条。
②张载：《理学经窟·义理》。
③《朱子语类》卷118。
④伊川语分别见《程氏遗书》卷18、18、24。
⑤欧阳修《居士集》卷48，《问进士策》。
⑥石介：《唐鉴》已佚，此据《徂徕文集》卷18《唐鉴序》。
⑦范祖禹《唐鉴》卷6，至德元载七月甲子条。
⑧二程语分别见《程氏遗书》卷11、18。
⑨欧阳修《居士集》卷16《正统论》包括《序论》、《上篇》、《下篇》，另附《或问》，此为编《居士集》时所删定，他初撰有《原正统论》等"正统"论十余篇，载《居士外集》卷9。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6，熙宁二年十一月。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6。
（12）《四库提要》卷46"旧五代史"条。
（13）范仲淹《述梦诗序》。
（14）《新唐书》卷132"赞"语。
（15）《宋景文公笔记》卷上。
（1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史通"条。
（17）孙甫《唐史论断·序》。
（18）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19）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6"新唐书本纪书法"、"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条。
（2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35"新书创立体例远胜旧书"条。
（22）同上书，卷84，"美恶宜别卷条"。
（2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欧史书法谨严"条。
（2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2，"唐史论断"条。
（25）《新唐书》卷1，《高祖纪》"赞"语。
（26）《旧唐书》卷1，《纪高祖》"史臣"语。
（27）《新唐书》卷34，《五行志·序》。
（28）《佛祖统记》卷45。
（29）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
（30）《新唐书》卷4，"赞"语。
（31）（33）《资治通鉴》卷69"司马光曰"。
（32）司马光《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
（34）范祖禹《进唐鉴表》。
（35）《程氏外书》卷12。
（36）《朱子语类》卷130。
（37）《文献通考》卷200"通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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