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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 徐杰舜]人类学世纪真言(6)


    徐平:我现在有种尴尬,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型,我做了15年的西藏的调研,要回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研究上来。更何况我现在是中央党校的老师,他的关注点就离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较远;再者,现在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兼职,但是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钱,暂时还滋润不到我的头上。能够让他们拿10万块钱把这套书出了,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我不奢求更多东西,不谈个人报酬。作为费先生的学生,我该尽这个力,我该做这个事。我到了党校后,我不想始终只搞少数民族,我想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今天大会上我也介绍了,参加浙江和谐社会的课题,今年浙江去了三次。今年围绕新农村,我去了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又去了安徽的安庆市做了新农村的考察。我提交了这个论文,实在没有时间写别的了。但是我发言不是这个文章。我又去了贵州的余庆县做调查,还去了趟山西的清徐县做民俗调查。文化问题在当前十分突出,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少数民族怎么转型?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转型。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从少数民族提出来的,但是他更看到的是一个更大场面。
    徐:我觉得你现在是站在更宽阔的视野里面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主要探究中国文化问题。现在中国文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各方面更多的关注,就是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中国文化现在受到很大的威胁。威胁来自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一个是外来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全球化席卷你的,你抗拒不了。就好比过圣诞节、吃麦当劳。
    徐平:强势文化带来的。
    徐:对,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全都得到了。但是第二个威胁来自我们自己对自己文化自信心的完全丧失。我觉得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保护起来?像节日,最重要的四大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那么多人大代表提案要求放假,就不放假。这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吗?文化的安全,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讨论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徐平:我们如果只说文化安全问题,防范的味道比较重。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费先生的思想。我为什么要去党校?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从一个狭窄的研究范围到面向全国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尤其是面对中国一个大的文化变迁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可能绕开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也需要有学者去给他们灌输些新的思想。我无论在哪个班上课,都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去谈中国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农业时期,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只用了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而且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古国,是没有换人,也没有换地方的。
    徐:没有中断,绵绵不绝。
    徐平:我们的文化是在农业文明成功的,我们唯一不成功的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那么清朝的乾嘉时期,是一个转折。乾嘉时期,英国公使马嘎尔尼来的时候,要想和我们通商,我们不需要。你作为外夷,只有朝贡的权利,我们泱泱大国,不需要和你们交易。要给我们下跪。但是,乾嘉盛世过后,随着西方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殖民地的扩张,我们农业文明受到巨大挑战。如果全球没有一体化,没有工业文明,我们仍旧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过去那种美好的生活是非常值得人留恋和向住的。遗憾的是,变化不可避免。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们打不过西洋人也就算了,我们竟然连新兴的日本也打不过。所以,有了戊戌变法,有了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还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理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牺牲。我们最后采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来实现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文化又面临一个全新的变局。
    徐: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请你再回答几个文化方面的重要问题。你现在的学术关怀到底是什么?
    徐平:更多的关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21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我是有信心的。
    徐: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近期的或长远的计划?
    徐平:我自己明确的计划还说不上来。我现在就是想朝这个方向迈进。我觉得伴随着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我们的文化复兴,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心在逐渐找回。一百多年被人家打断脊梁,尤其是搞得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正在慢慢的回归。这种回归,正像费先生说的不是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世界一体化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华文化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相对西方的团体格局,我们中国传统是差序格局;相对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要民主、自由和法制,我们是以群体为单位,讲究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相对于西方的自由竞争,尤其是物质上的进取,我们更讲究的是关系的协调。当东西方文化真正交融在一起,既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增长,也有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那么天下大同就不远了。我相信中华文明能够给21世纪的和谐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徐: 这个我很赞成。但是从两个层面简单来说的话,第一个层面,现在实际上整个世界,在西方世界,在他们的思想库里面,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新的东西来解释现在的世界。所以他们已经把眼光转向中国,转向东方。当然这个东方,我觉得可以包括中国,也可以包括印度。如果印度是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的话,我们中国这个体系绝对是独立的。绝对是最具特色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孙子等,别人都在认真学,我们自己反而是一种虚无主义呢?另外我很赞成你刚才讲到的文化眩晕。我们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应该是文化眩晕的阶段。为什么?第一,我们原来所崇羡的毛泽东思想,大家已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了。我们不讲完全的动摇,总是有很多问题。再者,此时改革开放一开门,很多西方思想都进来了,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好,各种各样的都进来了。在中国搞了一圈以后,我们中国学者用这些东西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些东西可以借鉴,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我们人类学讲的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学派,无论是解释人类学也好,还是象征人类学,都要在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过程。现在我们中国晕了,我们到底有什么信仰?文化的信仰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关心到这个问题。刚才你讲的全球化的时候也是这样。世界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民族之间的竞争也好,现在已经进入到文化竞争的阶段了。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定位,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那怎样对待将来的竞争?是资源竞争吗?已经不是了。是制度竞争吗?不是。是人才的竞争吗?不是。就是文化。所以,中国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库的一些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的,而这个东西已经影响我们十几亿人口。尽管我们眩晕了,但是最后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刚才和你说的中华文化要重建,要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能不能够出现我们期待的,甚至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都要更发达的时代呢?我想它应该要到来了。所以,我觉得徐教授你是站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位置上,又有那么丰富的田野经验,尤其是有你自己家乡的经验,加上西藏的经验,还有广西的田野,包括你最近到处跑,你这个做法和曹锦清教授是一样的。曹锦清做了浙江北部的田野后,他觉得光是中国东部地区,不代表整个中国,所以他要到中部去,所以才有了《黄河边的中国》。他本来的计划还要到西部去,但是他暂时还不想走了,他在清理他的思路。他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关注的角度不同,他是从农村建设,农民问题的解决。你现在是从更大的文化上来考虑的。我觉得你一定会做好。经过两个晚上的谈话,我想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徐平:谢谢!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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