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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宁生 徐杰舜]民族学考古学本是一家(2)


    徐:就是民族方面的都在.
    汪:办公地点我们调查组就在现在的民院,但是现在都撤了,但是我们有个红楼,我们的书,我们的文物都留在云南民族学院。
    徐:当时云南来讲,把这个调查组和这个研究所跟云南民院结合得比较紧。
    汪:对,云南民院的党委书记也兼研究所的党委。和四川不一样,四川是独立的,云南的民族学研究在名义上挂省,实际上是民族学院领导。
    徐:广西的也是它是挂靠民委..
    汪:我个人嘛,就是说做田野做得比较多的还是文革前的几年,文革以后呢,就从78年算起吧,大家都一样嘛,回来也做了一些,那时候我在文革前发表文章也发表了不少,都在考古这方面,我是学考古出身。慢慢地因为搞考古一个人行不通的,也不能发掘,慢慢就摸索去做民族考古学。我以后会寄本书给你,是我自己写的,专门讲怎样做民族考古学,这个过程。
    徐:那太好了。人类学实际上在美国来讲,考古学、文化人类学都是它的四大块之一嘛,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讲比较特殊了,说它乱也好,反正是一种特别状况下的一种中国类型,它民族学这块也很发达,考古学这块也很发达。我们不仅民族多,地下文物也多,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又很不容易。
    汪:应该说民族考古学在中国是大有可为,因为就像你说的,考古材料很多都有待于去解决,有待于研究。有很多东西光靠考古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民族的东西,民族的话中国有多少民族呢…基本上是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时文化方面也找不到民族考古方面有用的材料了,中国的情况嘛,有时候材料多一些,现在一个问题就是“稍纵即逝”。
    徐: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迫切了。
    汪:现在已经晚了一点,现在一些东西奇奇怪怪都是人为的,跟我看见的都不一样。有些人把现在看到的少数民族的东西看成是过去的,跟我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这几年变化很大,特别是衣服,你做调查也知道,首先材料变了,过去它是带花边的,蜡染的,哪有这个五颜六色的,现在都是尼龙,化纤材料做的,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因为要去做研究而停止少数民族的变迁,这也是不可能的。我想除去这个以外,我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说从纯考古学这块出发,一些考古资料的整理等等,比如说发现的“苍源岩画”…
    徐:跟我们广西的花山崖画一样
    汪:对,只有这两个是全国性文物保护单位,苍源是我发现的,我写的报告,这个也算是早期的一个贡献,后来就慢慢转到民族考古学了,纯考古学就不怎么做了。
    徐:民族考古学在我们中国实际上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
    汪:对,搞的人不多。
    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也有人反对,这在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曾有过。这一块做得最实际的,具体工作做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您了,因为您是把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得比较好的。
    汪:我希望做专题调查,从专题入手。中山大学,他们做的都是搞理论的探讨啊,概念的东西,专题做得少。跟我的路子比较相近的是宋兆麟…
    徐:对宋先生,他写《原始社会史》就像你讲的取火
    汪:他也是从专题入手。考古界本身反对的人还是很少的,个别的,不成气候。首先张光直就是同意我的嘛,你看他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讲的是占卜,播化起源,这篇文章影响比较大,他们搞易经…播化起源实际上靠的就是民族的占卜…
    徐:可以得到一个参照
    汪:最早的是看着凉山他们巫师怎么占卜,用树枝,树枝就是古代的戏法…卜就是用兽骨或肩胛骨来…这个嘛,古代有,少数民族也有,戏,就是用树枝数来数去,这个古代也有,古代就是八卦,少数民族呢,就是凉山也有,最典型就是凉山。张光直在他的书面…他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徐:学界的很多朋友都讲,你做了很多采访,为什么不去采访汪先生?我说我想采访啊,但是没机会。所以说民族考古学这块,我觉得您做的这么好,您最近写了一本书吧,谈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来概括一下我们中国的民族学发展的前景到底在哪?
    汪:刚才已经讲了,民族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但是做的人还是比较少。另外我们也有缺点,就是考古学也好,民族学也好,民族考古学也好,毕竟它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中国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方法…典章制度啊,你可以到边疆地区去找找…毕竟以前没有人专门去搞它,有计划、有系统地搞它,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借鉴西方的经验。西方经验最重要一条就是要验证。我做了十几个专题,朋友们看得起就进行引用,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经过验证。民族考古学随便拿来附会,这样不行,要有一套方法,方法分三步骤。先建立一个假说,就是说大概可能两个东西是相近,另外就是假设类比,两个要进行细细地比较,要各方面都很符合,然后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验证,验证就是说你在反过来看他的考古材料,看它本身是不是有它的痕迹,物质文化可以,非物质文化也可以,要反复验证,要有反证,弄明白才行。
    徐:您这个方法就是非常严谨的,不是说把他随便附会一下。
    汪:像我自己找到有用的材料也很多,但是自己写出来的也就十来件吧。
    徐:是不是有些东西没有把握住就不发表呢?
    汪:对。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中国式的,就是把民族学、考古学、甚至文献性的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究,把这一个问题搞深搞透搞全。比如我的《文字起源》,这篇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民族考古学,但也成了文化史的一个专题了。每篇文章都相当于一个小说,所以我的《文字起源》很长,当时要发表时考古学报的争论很大,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民族材料、图片,一些编辑也不习惯。
    徐:那您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要发表的吗?
    汪:有些东西作了一半,现在已经丢失了,也没法挽救,待会我这个讲完再讲…
    徐:好的。
    汪:刚才我讲到中国的缺点了嘛,一个就是我们了解接触的人很少,在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呢,像国外有计划地搞很少,还是即兴式的。国外它一般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搞,专门全面地搞。这方面我们就做得少,我们就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国外甚至可以挖近代人的坟,比如说他们可以挖挖看看,比如说现代的爱斯基摩人、加拿大人他们埋葬是怎么埋葬的,我们挖挖这个坟,进行验证,这要动用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我们是从来没有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我自己都是偏向欧洲,包括我自己,大量的都是来自于欧洲,房屋啊、工具啊、器物啊,主要是技术。埋葬的主要是物质文化,葬书、遗迹等,但是实际上也可以研究社会制度,非物质文化。比如说我们看见两个东西比较相近就说是一个文化,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它们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民族不是完全等同的,他两个不是重合的,一个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相反,相同的文化可以是不同的民族。有很多民族的房屋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却是不同的民族…语言嘛…,这些问题要靠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要从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验证来告诉他,同一个文化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相反呢,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是同一个民族。
    当然我们中国的民族考古学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我们的文献。我们的文献多,每个少数民族都有文献,这个应该好好利用。
    我搞这个以后,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民族学院工作,教教书啊,我也带研究生,但是带得不多。
    徐:您现在还带吗?
    汪:没有,我带的话也是只带一个两个,现在云南民族大学还没有博士,我想把硕士带好也不容易,我自己还不是硕士生,我是本科生。最早的民族学专业还是我们云南来搞的,87年就有了。
    徐:那时您是在历史系?
    汪:我在历史系,也做过一些教学工作吧。纯文学的研究也做过,古代史料....但是我还是搞考古学。现在年纪大了,一些调查工作不能完成,现在的一些愿意搞考古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地……因为搞这种东西他不能说是立竿见影地取得什么利益效益。
    徐:那您前后带了几个研究生?
    汪:没有几个,带是带了五个,有时也是我出国了别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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