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康隆 徐杰舜]让村民自己打开眼睛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51 中国民俗学网 罗康隆 徐杰舜 参加讨论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罗教授，很高兴在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吉首大学召开之即采访你，我感到很荣幸。 罗康隆（以下简称罗）：我也很高兴，感谢徐教授对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多年的的关怀与扶持。通过你多年的努力，能把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家汇集到我们吉首大学，对我校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所以，你不要感谢我，而是我要感谢你。 徐：你在吉首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可以说是在民族地区、边缘地区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平台。吉首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同类地区来讲，是走在前列的，做得很扎实，这与罗教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你是我们人类学的后起之秀，虎虎生气，我们的读者很想对你有进一步地了解，请罗教授首先把自己的经历向读者作个介绍。 罗：感谢徐教授对我的厚爱。说到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年我在贵州跟杨庭硕教授做人类学的时候，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但是在80年代末期，贵州的人类学，乃至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特别是89年前后是很不利的。所以当时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去当县长、县委书记，当时黔东南的州政府对我有很多地培养，但后来我放弃做行政，在1993年，来到了湖南。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你在贵州是一个做官的料子，凭你的性格和能力说，下去挂职锻炼，绝对是可以升上来的。 徐：插一下，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 罗：我是1983年进校，1987年本科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 徐：你是哪一年出生？ 罗：我是1965年6月份，出生在贵州天柱县远口镇潘寨村。 徐：小学在哪里读的？ 罗：小学在村里读的。 徐：中学呢？ 罗：在镇里读的。高中也在镇里读的。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我家的成分不好。我家解放前是做生意的，解放后被划为地主。 徐：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是工商者，是地主，那你当时处在政治的边缘。 罗：对，那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徐：小学到高中都是在乡里读的？ 罗：当时是77年，村里所有的人去镇里考试，但录取名额只有5个，一开始没有我的名额的，后来我说谁不让我去读书，我肯定要烧房子，（笑）村长知道了就赶快把名额给了我。于是我就去镇里，那时11岁。在初中考高中是第一名，本可以去天柱民族中学读的，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去，就在远口镇中学读的。初中、高中共在镇里读了六年。可以说，从镇级中学出来，一直读到博士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 徐：大学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 罗：黔东南州地方志办公室。当时也是我老师推荐。 徐：你在大学读什么专业？ 罗：历史学，民族史专业。因为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很优秀的。可能徐教授有的认识。包括史继中教授、侯绍章教授、杨庭硕教授等。 徐：还有后来的石开中教授。 罗；对。这些老师都是学民族学、民族史的。在贵州民院读书时我有一个感受，很多人不愿意读民族学，很多人都愿意读通史，世界史。我们班真正跟着杨庭硕老师走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贵州民院的潘盛之，一个是在毕节生态博物馆的，其他的都做了法官。当时政法人才正欠缺，都偏向了法律。真正做学术的只有两三个人。但这一点，我在毕业时跟同学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班六十个同学将来能有五个在全国有影响就是我们学校的成功了，当时我们班的同学还笑。当时大家都很有志气，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你为什么说只有五个。其实到现在，我看还没有一个在全国有影响。 徐：你应该是。 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追求，离理想还很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人要成材，要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更需要自身内心的追求。对一件事情执着的追求。如果没有这一点，环境再好，也不会获得成功。 徐：再回到你在黔东南州的情况，你在地方志办公室是做什么的？ 罗：做编审。当时我是贵州最年轻的编地理志的主编，黔东南的地理志、地名志是我亲手编的，其他如民族志、人物志、社科志、林业志是与人合编的。 徐：你现在是党员吗？ 罗：我现在不是党员。 徐：是民主党派吗？ 罗：也不是，无党派。这一点我是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家的背景比较复杂，我的祖父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国民党。我的大伯与二伯都在武汉大学读书，我祖父让他们抽签，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共产党，抽到共产党的随人民解放军军南下，抽到国民党的回到贵州去。（笑）我有七个伯伯，我家的房子很大，有印子屋、洋房子，都很大。现在洋房子还在，印子屋拆了。我祖父也对我说要自己立业，不要参与政治，他觉得当时的抉择，害了儿子。这种家庭背景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我很愿意回家，每年的春节或暑假我都要回家去。这是我对家的文化的一种理解，一种思考。看到老房子，我就会想我的前辈曾经思考过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了？其中的价值和意义，这对我们很重要。我的学术理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去思考。 徐：听说89年后，你去过深圳？。 罗：是的。我到深圳去了半年，去深圳的企业导报，我在那里上班，半年后感到深圳不是我的世界，它是粤语的世界，尤其是去拉广告，拉广告不懂白话是无法立足的。拉不到广告只有三千块钱的工资，拉到就可能有一、两万。有些北大、清华的同学叫我跟他们做，我还是不想打工，决定回去。我说这是你们理科的世界，我们文科做不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时路过怀化，就去怀化师专，当时一看就觉得怀化师专地方好，有这样好的游泳池、跑道、羽毛球场，就当时来说，怀化师专是全国最好的师专之一。校园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马上找他们校长说我愿意到怀化学院来工作。他们问我有什么能力。我说我是学历史学的，我可以教历史。学校校长和书记就组织老师听课。当时我讲的是国际共运史这一块。因为我没有学教育学，板书很乱，但写字还算工整，表达也不错，逻辑依然清楚。他们讨论说决定要我了。安排到学报编辑部。 徐：哪一年？ 罗：1992年。当时杨老师叫我去贵阳，我等他们的商调函等了很久没有来。到了四月份，我去了怀化学院。在怀化学院做主编，开辟里一个专栏：民族文化研究。以我的文章为主，包括怀化周边的关于苗族、侗族、土家族研究的文章。到了95年以后这个学报就公开发行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成立了民族文化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现在还在。在怀化几年可以说是我修炼的过程。因为我总是碰上一些好领导。我一个人有一个办公室，在这里，我第一作民族研究，第二是学英语。到了湖南工作比在贵州工作压力很大,当时学校规定30岁以下外语必须过四级，不过不能评职称。所以，我当时每天晚上学外语。我现在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那个时候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外语学好。当时民族研究所没什么钱，每年只有5千块钱，但都用于我的调查，所以我能够在侗族地区建立自己的点。我的第一个田野工作点是湖南通道的阳烂村，95年写的《桃源深处一侗家》，这是我做村落的一个基础。到现在为止十多年了，这个田野点还在做。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