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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鹏]“庶民研究”:一种激进史学的兴衰(2)


    二、“庶民研究”的转向
    1998年,由古哈和斯皮瓦克主编,萨义德作序的《庶民研究选集》出版后,庶民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派别才真正登上西方学术舞台,并开始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1992年,美国成立了“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其宗旨就是运用与庶民研究相似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美国历史评论》冬季号以“庶民研究”为题召集了一场参加者来自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讨论会,对庶民研究的影响、意义及所要注意的问题作出了评论。自此,庶民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印度和南亚的历史经验,愈发具有普遍意义。最近几年,庶民研究的方法甚至被应用到非洲和中东的历史研究中。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庶民与社会抗议:中东和北非的下层历史》(Subalterns and Social Protest: History from Below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的文集中,作者们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将目光投向伊朗、土耳其、中东和北非等地的被压迫者和被排斥者,以此向精英主义的历史叙述发出挑战。
    随着庶民研究影响的扩大,对之的批评也与日增加。斯皮瓦克和拉塔·曼尼(Lata Mani)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庶民研究小组忽视了底层女性群体的存在,她们仍处于男权话语的支配下,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弗洛伦茜娅·马隆(Florencia E. Mallon)则认为,并没有某种纯粹的庶民意识,即便在庶民内部,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些庶民既是被统治的对象也是统治者。面对这些批评,庶民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深化研究主题和扩大研究领域来作出回应。而同时,接替古哈担任《庶民研究》主编的那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如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和吉安·普拉卡什,也主张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渐次将文化研究、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引入到庶民历史的写作中,使庶民研究的范围空前开放。
    沙希德·阿明(Shahid?Amin)出版于1996的《事件、隐喻、记忆: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Event, Metaphor, Memory:?Chauri?Chaura,1922—1992),可以视作庶民研究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极具实验性的作品里,为了再现1922年的曹里曹拉事件,阿明梳理了地方档案馆和英国官方记录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以便重构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国和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方式。此外,他还花费了数周时间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曹里曹拉事件的发生地与亲历者进行交谈。借助这些“断片”性的史料,阿明质疑了既存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揭示了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英国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证据从法律上看是真实的,但在它背后,却是对同案检举者(那些提供证词以换取豁免的事件参与者)复杂的审判过程,以从中诱导出满足法律真实性的叙述。阿明的著作显然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深描”理论,即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解读,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转变,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超越了历史学科,并且去解决当代政治和知识政治学的问题……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内容的变化也决定了形式的改变。2000年《庶民研究》第11卷出版时,放弃了沿用18年之久的副标题《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改为更加具体的《共同体、性别与暴力》,2005出版的第12卷,副标题则定名为《穆斯林、达里特人和历史的虚构》。这表明,新时期的庶民研究正力图凸显其多变的学术兴趣和多重的研究领域。
    庶民研究在1990年之后的转变,说明这一群体已经放弃了以往对政治史、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侧重,转向认同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在西方学院里更为盛行的问题,传统的对民族主义及其史学表现方式的批判则退居幕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变,也造成了研究者内部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这位庶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就指责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距其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萨卡尔因此退出了庶民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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