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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朵]桑克访谈:发现风俗与灵魂的痕迹(3)


    ⑦木朵:当你被拍照时,当时你是否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往常的自己一下子出现在相机前,好像有两个自我相继出现,后来这一个则是相机行事、善于妥协的自我?当你被介绍给初次见面的一些诗人时,是否觉得有一丝不适,似乎刚才被人讲述的一些情况与真切的形象相距甚远?这样,我便好问到:在事后,比如隔了好几年,重看曾经致力去完善的一首诗,你总能明显感到在某些地方那位诗作者与你(现今的你或记忆中的那个你)判若两人吗?有时,你会不会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桑克:我是不喜欢被拍照的,原因也比较简单,被一架机器反复端详不是什么舒坦的滋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拍了一些照片。对我来说,不过是人生的记录而已。拍照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如果这时存在两个自我,那么更多的也只是一个表面自我吧。拍照可能不如揽镜观察细致一些。博尔赫斯就是那么做的,并由此予其较多的玄秘色彩。但是拍照具有取样功能,我也清楚。从表面,从表情,从服饰,或能发现一个时代的风俗和一个人灵魂的某种外在痕迹。和人初次见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适的,因为我的职业是记者,三教九流全都接触的。我自己曾以各种形象被转述或误读。这些我并不在意,有的我自己还当作笑话讲给一些友人听。有的转述相当离谱,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并不了解我。在人群之中,我自己算是最了解我的。当然也有一些不了解的,而这正是我写作的一个来源。
    多年之后去看一首旧作,有时的确仿佛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另有其人。但仔细琢磨之后发现还是自己写的。这种情况其实不难解释,这是变化造成的,不光是时间与环境的变化,也包括自身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阅读情境的具体变化。换一个时间读,可能就没这样的感受了。在这个时候,我并不怀疑自己的由来。我理解不同年代的自己,正如我理解不同年代的别人。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确是经常问的,但不限于阅读旧作的时候。我一向认为,这个问题不宜孤立地追问,否则容易导向一种浅薄的虚无倾向。多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有益的,它不仅使你谦卑,更重要的是,它还让你的生活和写作至少有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依据。
    ⑧木朵:福楼拜所谓的“风格的折磨”也好,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也罢,更多的是指“被折磨”、“被影响”,如果从“折磨他人”、“影响他人”的立场看,是否也存在一种一旦写作就与生俱来的对声名的焦虑:仿佛这个人总想给后人留下防腐的遗产?如果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这一观点能得到证实,对于一位健在的写作者来说,应如何自我缓解那种预言造成的干扰?关于一位诗人的影响力,例如杜甫或黄庭坚,在生前大致是怎样发挥出来的?
    有一些注疏或文学批评表示:前辈诗人的影响力往往是一个时代风尚做出的选择——要么通过倡导先前的风范,以遏制近期的恶习,要么避开今人的追求,找药方般的另寻山径。也许观察“江西诗派”的兴衰浮沉,就能找到一部关于影响与被影响的小小史册。
    桑克:对声名的焦虑在初生之时只是争取生存的心理反应,转至文学领域则比较复杂,既有生存之后的发展考虑,也有对不朽或永恒的精神诉求。这些我都是理解的,对我而言,永恒的诉求简直就是奢望,我年轻之时曾有这类想法,那不过是对苦难现实的报复,现在已经淡漠,因为我的骨髓深处仍然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与其他同类略微不同的是,我不过是更加绝望而已。因此我更加关注发展,但它的核心仍然是关乎生存的问题。生存与发展本来是两个阶段,现在竟然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至于何种遗产可以防腐,我想今人不宜越俎代庖,我只知道当世这种猜测是徒劳的,后人自有判断与抉择。我对遗产的认识也不过是想象而已。它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但它毕竟只是想象而非事实。历史看起来是必然的,实际上偶然性更多。两代人就可以证实预言?我以为布鲁姆略嫌乐观,经典埋藏千年也非虚幻,重新发现或估计价值早已是文学研究的必有之义,当时显赫并不能保证后世声名,这就是文学的自我筛选能力。经典或预言对我并非压力,面对它们我也从无焦虑之感。我有我的生活,这就决定我有我的写作。所以对未来我从不奢望,我只想写出自己的生活。预言到我这里戛然而止。但我会学习经典,并在平凡作品之中发现经典性,但这些并非我的主要工作,我的主要工作仍是动笔。这里提到的题,我自己认为是不宜考虑过多的,甚至我主张根本不必考虑。对自己的写作负责就已足够,至于声名与未来,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何苦浪费时日?
    杜甫生前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的声名或影响是逐渐形成的。对这些学者已有专论,我并无资格谈及。有一点我想着重说明,即使历经千余年杜甫声名累至此境,但他的作品真正影响了多少世道人心呢?沦为花瓶或口实,也非我的杞人忧天。与其讨论杜甫生前,不如阅读他的作品,这不仅是最大的敬意,也是他的影响真正发生之时。影响是通过阅读发生的,所以我将影响的问题替换为阅读的问题。怎么对待阅读?阅读前人作品,倡导某种品质,这是先前复古主义者之常法,不仅江西诗派如此,其他革新派如前后七子莫不如此。他们所谓复古,不过是对当世积习的反抗,这和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有利的历史资源。今人不必托名复古,站在今日立场,倡导现代性即已具备充足的能量。如果盲目或简单地追随杜甫,即使出众若黄庭坚者也一样不能有所成就。他学习杜甫,正是为了超越而结构其个人的完整世界。杜甫本人学习对象更多,仅以何逊为例。何逊对某些读者而言完全陌生,但他重要到何种程度?以我不恰当的比附而言,他之于杜甫恰如哈代之于拉金。哈代名垂后世,而何逊呢?他的价值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尊敬,对他的研究仍然不脱前世旧论。再说唐诗,固然丰厚,但以我观之,何如魏晋朝气?而宋诗清诗之被定论更是荒诞不经,其价值仍然有待重估。我并非一味做翻案文章,我不过不相信人云亦云,更相信自己阅读之时的真实感受而已。不疑处有疑,才是做学问。而作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更应该相信具体的阅读,而不必为隔着数层皮毛的声名所惑。所以我想,倡导影响之学不如倡导阅读,阅读才是确
    切的。我一同学历四年之久读罢全部巴尔扎克,我问其书如何?他愤答全是垃圾。虽然这一见解我绝不认同,但对他而言却是通过阅读而得的教训,这自然受到我的尊重。其实,阅读见解并不重要,它不过是影响的某种折射而已。一个人怎么写出真实?我以为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修养,这里包括你所说的遏制与避开,二是挖掘自己,写作的全部奥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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