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王毅]关于“传统”之中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对话(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20 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12月 王学泰 王毅 参加讨论
甲：“道统”在权力面前越来越卑微，夏商周三代大臣，坐而论道，为先儒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君权尚未到达绝对化的地步，而且当时的大臣也都是等级不同的贵族，地位与周天子差不太多。《诗经》的雅颂中以周天子口吻写的诗篇称大臣诸侯都是“诸伯”“诸舅”（同姓称“伯”，异姓称“舅”），以谦卑的口吻与他们对话。到了战果时期孟子还强调大臣应该有“大臣体”，不能像宦官、宫女那样谄媚君王行“妾妇之道”。秦代皇权至上，连李斯这样帮助秦始皇打天下的宰相都像小臣一样低三下四，最后还被赵高那样的“宦者”害死。而赵高正是秦代用小臣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小臣最终把风雨飘摇秦朝送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为什么要用“小臣”？它使得君王与掌权臣子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怕他威胁到皇帝的权力，而且皇帝使用这样的人更放心、更顺手。汉代虽然在皇权问题上后退了一些，但总的趋向还是强君弱臣的。南北朝以后把相权一分为三，搞三省制度。隋唐宰相还有点个人尊严，朝上有座，唐明皇时，宰相姚崇下朝，皇帝都要起立，目送其下殿。宋初把这个座位也撤了，皇帝坐在宝座上，大臣分立两旁，仿佛像站班的衙役。到了明代干脆废了宰相一职。明清两代内阁学士（清代雍正之后的军机大臣）虽有宰相之名，实际上只不过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而已，遇事无论巨细都没有决定权。特别是到了明代，其廷杖制度、清代的各级官员在朝堂的长跪和时时可能被太监“奉旨申斥”的制度，都极大的摧毁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它把皇帝捧到“九天之上”，把各级官吏压到“九地之下”。这种状况固然是皇权所乐见的，但也是历代儒者所设计的啊！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被吹捧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本人一生极苦，早年跟随永历小朝廷奔波于抗清斗争中，在小朝廷内还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会衡山老家，深山隐居，衣食不济，而著述不断，一生的所著述之丰，令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惭愧。可是这位博学的学者，只要涉及到君臣关系必然是尊君抑臣，许多事件不问是非，板子老打在臣子的屁股上。连明代末年，江浙一带文人士大夫权利意识的觉醒，他都要批评，甚至认为明代亡就亡“处士横议”上。他坚决反对的就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他也知道“士可杀而不可辱”，但他又认为士大夫洁身自好，立端行直，就不会出现受辱的现象。如果真是遇到了“昏暴之主”，又触犯了“妇寺之忌”，那么就应该像东林党人高攀龙一样投水而死，而不受辱。这就是这位在野的士人为士大夫设计的一条出路，有点像鲁迅所讽刺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他认为绝对的君权是“天下之公理”，不能“以私乱之”；他还认为唐宋一些士大夫关注到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君臣之道丧”，而且是“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所以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上引见《读通鉴论》卷22）。明清时代的极端专制正是在“道统”辅助下促成的。“道统”在帮助“治统”建立制度以压制自己，迫害自己。连民间的儒者都作如此想，在朝者谄媚权力更可理解了。 乙：提到王夫之，其实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总结历史规律时说：百姓平时受暴君和官府百般搜刮欺凌的时候，人人都盼着天降神威，将自己头上的这些压迫者统统诛灭；但是等到社会大动乱来临，百姓们如鸡猪、青蛙、蚯蚓一样被任意宰割，这时候遥想当初自己被官府用刑具锁着追逼租赋的日子，就觉得那是很甜蜜的，而这时再回头看那些暴君和贪官污吏，就会觉得他们如尧舜时代的统治者那样是难得的圣明了（《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抛开如何评价王夫之个人不说，只就一个民族的政治理念、历史哲学、对百姓命运的设计等等来看，这个传统中竟然能够堂而皇之产生出如此不惜一切、彻头彻尾以统治权力为归宿的法理逻辑，不是让人毛骨悚然吗？而在这套法理体系从来不会受到认真质疑的环境中，“道统”对“治统”的制衡、对自身固有价值的维护又能有多少实际效果呢？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环境，所以“传统”中许多理想的设计都被冷落了下去，而“反文化”的膨胀却在权力需要之下有了最大的驱动力，流波所及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从四、五百年前流行的民谚“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黑心人倒有马儿骑”（后来更是变本加厉，比如赖昌星那样的文盲加流氓可以坐着走私奔驰车耀武扬威）等，直到今天仍是妇孺皆知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无奸不成商”等等，所有这些大家痛心疾首的丑陋现象，其实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原因。因此，如果现在真要去动员人们“学习传统”乃至“读经”等等，则号召者自己先应该知道，假如大家正在认真“学”和“读”的时候，偏又遇上凭着芝麻大的权力就可以“摸摸孔圣人头脑”之类事情，那么我们何以自处呢？ 甲：“道统”不仅被“治统”随意修正和压抑，以便皇权的极端和任意的伸张，“道统”还被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游民文化所瓦解。儒家的传统是弥漫在文人士大夫所著述的经籍之中的，它的影响有多大？清代钱大昕说“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间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与友人书》）。文人士大夫如此，对于下层社会的影响可以想见。对于广大民众影响最大的无非是自宋代以来开始流行的大量的通俗小说和由此改编的戏曲。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之日记》）。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其《正俗》一文中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而这个“小说教”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儒释道不同。钱大昕又认为儒家自不必说“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虽然作者这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我们不必全部接受。但是他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因为许多小说作者是江湖艺人，而江湖艺人是游民的一部分。游民由于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经历有了不同于宗法人的思想意识。生存是他们最迫切的追求，为此他们冲破了许多规范，把本来具有非规范倾向文化推到极端，因此他们缺少是非观念，总以对自己是否有利划线。他们具有反社会性、只有社会动乱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反映到通俗文艺作品中，不仅影响者广大民众，而且也波及到其他阶层。我们看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保守旧传统的人物，如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又有多少“传统”呢？一切在他们那里都是吃饭之道、求利、求名、求官之道。 所以我以为：传统不仅是被西来的异质文化打到的，更多的是被游民文化瓦解的。在社会安定时还好一些，在社会动乱时刻，下层社会人们的求生，上层社会的人士安定社会的手段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用游民的办法。圣经贤传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乙：“传统”在发展过程中，被我们自己体制的内在因素不断销解，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许多提倡“继承传统”的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激进主义，是这个运动对西化的提倡和“否定传统”导致了民族精神的缺失、甚至引发导致了几十年之后的“文革”。 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对于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的“传统”是一幅什么样子未见得了解，所以就愿意把“传统”想象成一种纯粹和理想的东西，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举一个例子：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时候，北京乃至华北都是“传统”的天下，其狂热程度甚至到了有人用了几根火柴（因为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当时叫“洋火”），结果全家八口人都被以“二毛子”的罪名杀死。但是转瞬之间，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以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却到处挂满了“顺民”旗，联军设在各街道的衙署里陈设的也都是士人和百姓送去旌扬联军的匾额，送匾者为了使匾额的内容与接受者的身份更为贴切，于是在德军驻地特意都用与“德”字相关的颂辞，如“德兴”、“德昌”、“德永”、“德丰”等等，其它如意、美、英、日等军队驻地也皆是如此。民间也以使用洋货为荣，甚至“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 这种刺目的现象刺激着每一个稍有廉耻心的中国人追问：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自信力、我们的“传统”怎么会脆弱衰朽到如此地步？而这也是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改革的思想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梁启超论在举了“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的可耻可痛景象之后，指出正是我们自古以来“国民权利”的缺失，才导致了国家和文化信念的崩溃，他的结论很要紧：能够安然忍受专制官府无穷苛索的国民，必然也能够忍受外国侵略者割去我们国家一省土地的耻辱；“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后来胡适强调，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知道：后人重建对民族传统自信，这固然是极好的事情，但要想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首要的前提乃是真正摆脱千百年中“（百姓）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的状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对所有人来说，首先的责任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平心而论，近代国门被打开以来的确进来了很多不好、恶劣的东西，但是有一样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公认是比较好的东西，除了外来则我们的传统里万万没有，这就是用宪政和法治制度来有效地对付“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那样专制欲的膨胀。１６２１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不得不接待十二位代表国民来抗议他专制行为的下院议员，而此时英王要做的准备就是吩咐手下：“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统治者非但不能像刘瑾、万历皇帝那样把臣子和草民们吓得尿裤子，还必须根据法律的传统，恭恭敬敬地把被统治者的诉求当一回事，唯有如此前提之下，人们对“道德”“传统”等等的珍视，才能免于随时被踩进专横泥水里的厄运，对社会伦理的建构也才可能有一个必需的良性空间，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来源：中国文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笔谈]民间叙事的多样性
- 下一篇：[刘魁立 等]中国元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