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东晋争正统最有力者是北魏。北魏之前冉闵曾建"大魏"政权，或许没有续绍魏统的特殊含义，而东晋十分敏感，当冉闵约共攻胡族时东晋不仅不应，反派兵攻其合肥。北魏更是毫不掩饰地绍续曹魏，同东晋争正统，曹魏定魏当土德，而北魏拓跋珪纳崔玄伯之议，定为土德，尚黄色，行复正，数用五。北魏曾以代为国号，后改代为魏，报书东晋，等于宣称自己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西晋尚为窃取曹魏的非法政权，东晋之伪不证自明。魏人梁祚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改修《三国志》的，将三国史重加编修，真正做到以正统予魏，故其书以《魏国统》为名，记三国史事（《魏书·梁祚传》）。同《汉晋春秋》针锋相对。正是由魏人以正统自居，视东晋为蜀吴，所以魏收修《魏书》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这种思维框架，"以李雄配晋，则蜀晋比蜀吴，而元魏比曹魏也"（俞正燮《癸已存稿》卷七）。
《魏国统》的影响不及《汉晋春秋》，而《汉晋春秋》尽管深得刘知几的赞许，称其"定邪正之途，明逆顺之理"，但无法否定曹魏取汉禅晋的客观事实，所以没有给唐代学术界带来重大影响。唐代的正闰论争集中在南北朝因为"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中说："魏取于汉，晋得于魏，史册既载，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异代无异辞矣'。这就是说，唐代对曹魏当正统并无异辞。
二
自中唐发端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北宋中期终于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这场新的学术思潮被后代学者目为"宋学"。作为"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已不单单是资治取鉴了，而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标准的历史哲学，故司马光曾称史学为"儒之一端"。以儒学正统自诩的宋儒素鄙汉儒之说，对汉魏昌盛的三统五行的正闰理论进行了清算。于是，正统之辨成为当时一大学术思想课题。欧阳修、穆修、尹诛、司马光、刘恕、苏轼等学术名流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论者众矣"。
早在晚唐的皇甫湜就吸取公羊一统之说，作为新的正闰标尺，其《东晋元魏帝正闰论》说："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受，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阳修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尺度，于康定元年著《正统论》七篇（后删改合并为三篇载入文集），指斥汉儒五行三统之论为"非圣之曲学"、"缪妄之说"。并上《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以谶纬为汉人伪造。在否定三统五行的正闰标准的同时，给正闰论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即依据儒家经典"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语，以"居正"和"一统"为正闰标准。欧阳修说："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他还据此论定秦至宋历代王朝的正闰地位。而曹魏和蜀汉的正闰问题是这场正闰之争的核心，刘恕、唐庚、章望之等以续绍汉统的蜀汉为正，以篡汉禅晋的曹魏为伪。欧阳修、司马光等则以蜀汉为偏霸，曹魏为正统。欧阳修论正统还有这样一条原则：德不足称，只推其功业，认为"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蜀、吴），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特作《魏论》云：
新与魏皆取汉者，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昔三代之兴也，皆以功德，或积数世而后王。其亡也，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不可复支，然后有起而代之者，其兴也，皆以至公大义为心，然成汤尚有渐德，伯夷叔齐至耻食周栗而饿死，况其后世乎！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彼汉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灵而不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此直较其迹尔。故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
欧阳修通过所谓"究其兴废，迹其本末"阐明了正统予魏的理由，在《东晋论》中特别强调："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如汉之刘备、晋之司马睿，五代后汉之刘崇俱不得为正统。在魏蜀正伪上，陈寿可谓阳正魏而阴尊蜀，欧阳修才是真正的正魏伪蜀论者。时有章望之乃欧阳修之客宾，对魏蜀正伪持不同见解，作《朝统论》以驳欧公尚魏之说。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以三国至隋部分属刘恕。据刘恕子羲仲《通鉴问疑》，刘恕以蜀汉比东晋而为正统。司马光坚决不从，在论语中对此有明白的解释："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对于蜀汉之处理，司马光承袭裴松之之说，云"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但基于刘备以绍汉自称，不曾列建国号，《通鉴》以"蜀汉"称之，既名其地域，又彰其国号。随着《通鉴》的问世，魏蜀正闰论争扩展到了社会，载之于国史。因问疑较多，司马光对取魏年号纪三国事一再声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年以纪事耳，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这场争论的结果，没有动摇尊魏为正的传统观念。这自然同欧阳修和司马光在北宋学界和政坛的地位与影响相关，更同北宋政局紧密相联。宋初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完成了国家统一，故欧阳修、司马光在论三代以下正统所属，难究其迹，只注意"一统"，而忽略"居正"。况且赵宋之取代后周同曹魏之禅代东汉出于一辙，按司马光所述王朝之统序，"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若伪魏，则宋之正失去了根据，等于"大宋"自伪。
十二世纪初，金朝崛起东北，数十年间吞辽并宋，帝有中原，赵宋王朝屈居江左，是为南宋。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化给宋儒以巨大震动，导致了文化心态和历史观念的某些变化。表现在正闰问题上，那种潜在于心中的"合天下于一"或"居治中土"的正统观念淡漠了。在中原沦丧，偏安半壁的客观现实面前，同北宋相反只讲"居正"，不谈"一统"，突出中兴续统，重新论定历朝正闰地位，把蜀汉同夏朝少康、东汉光武、东晋元帝等视为中兴绍统的正统政权，从而给自魏晋而两宋历时千载的魏蜀正伪论争定了案，其后历元明清数百年而无异辞。
南宋正蜀伪魏乃"孚于当时之论"，而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张栻、朱熹二人。据笔者所及文献材料，最先在史著中以蜀汉为正统者是张栻。他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著成《经世纪年》二卷（早佚）。据此书之自序，著书目的在于"明微扶正"，即对传统的正闰关系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夺曹魏正统以归蜀汉。云"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鸟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随后又作《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明正统所在，以颂诸葛扶皇极之功。其跋中说："近世钜公（指司马光）作史书编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予谓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末坠也。要尽后主末年始系魏年号为正"。张栻早亡而学术派别不立，其论魏蜀正伪虽不及朱熹的影响，但仍为后人所注重，据周必大所作萧常《续后汉书序》，张栻给改修《三国志》以启导。在魏蜀正闰问题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朱熹。其《通鉴纲目》虽晚《经世纪年》多年而成书，却是蜀魏谁正谁闰的定案之作。《朱子语类》卷105载："问：《纲目》主义。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履冠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其文集卷四十六《答李滨老》亦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可见，朱子著《纲目》的动机乃不满《通鉴》对正闰问题的处理，而这种不满又集中到魏蜀问题上。反映到《纲目》里对三国历史进行全面的正闰调整。按其凡例，朱子对正闰的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朝会、封拜等都仿效《春秋》之体做了严格的区别表达，以此确定了蜀汉的正统地位。
这里还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朱子晚年在正闰观上的变化。今传《纲目》条例，是赵师渊承朱子之意而更定的，同朱子晚年的言论很不一致。据陈淳、黄义刚所录，朱子晚年"有无统之说"。云"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指北汉），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朝、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仔细领会"无统之说"，无论在正闰标准上，还是在具体朝代处理上，同北宋诸儒的观点趋于一致。这里朱子完全抛弃了所谓"居正"，唯以"一统"定正闰。三国鼎立，互不统摄，均不得正统。并提出了三国史的具体记载办法，即"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这同欧阳修曾阐述的正统"三绝三续"说如出一辙（详见欧阳修《正统论》）。朱子还希望用这种"无统之说修订《通鉴纲目》，终因老病未能如愿。倘若如愿。则与今传《纲目》颇有区别，换一句话说，今传《纲目》并不完全代表朱子之意。但《纲目》毕竟是一代学宗的著名之作，一经刊行，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卷起一股"纲目热"，对它或续补，或注释，或考评，由宋及清，经久不衰。这不仅是因为《纲目》文字通俗，内容精炼，易于把握，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宣扬的正闰思想，尊君父，讨乱贼，崇正统，抑僭伪，褒名节，黜邪妄，贵中国，贱夷狄（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序》），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被奉为维护伦理纲常的"大经大法"。在魏蜀正伪问题上后代一袭其说而鲜有异辞，元人郝经《续后汉书序》、杨焕《正统八例总序》、明人方孝孺《统论》、清人张鹏翮《诸葛忠武侯年表序》等论及三国皆踵朱子之说。清代学者多鄙宋人空发议论，在《三国志》研究上增补考释，成果裴然，但仍然无法超脱南宋正蜀伪魏之定论，即使象梁章钜《三国志旁证》那样的考据著作虽"不沿袭宋人褒贬空谭，而于详略之间默寓尊蜀抑魏之指。"元明时代正蜀伪魏论还跨越史学界向其他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作品受尊蜀抑魏思想尤深。元人杨焕《正闰诗》曰：风烟惨淡统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发，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朱子所论正闰痕迹在诗中甚明。元代杂剧中的三国戏具有尊刘抑曹的主题思想已成为戏曲研究者公认。《三国演义》乃为"紫阳（朱子号）纲目张一帜'（黄人《小说小话》）。戏剧小说本身的尊蜀抑魏又为这种思想观点的社会化立下了潜移默化之功。元明清三朝正蜀伪魏已是铁板一块，除清初郑瑜作曲《鹦鹉洲》替曹操说话外（详见另文《曹操由英雄到奸恶的演变》），可谓异代无异辞。
对于两宋名儒在魏蜀正闰上的分歧，四库馆臣在《三国志提要》中有这样的论述："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土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起而帝蜀。"从两宋政局变化来论南北宋儒的正闰分歧，四库馆臣无愧于第一流的眼力，然仅仅依据现实的论述尚有缺陷，无法解释北宋进魏不抑蜀以及间有尊蜀抑魏之说。笔者以为还当从理学思潮的角度去考察。理学视纲常为天理，极辞表彰忠义，诛讨篡逆，南北宋儒概莫例外。据此两宋学者都当正蜀伪魏，但理学的主张同北宋立国不正的现实发生矛盾。在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上，北宋诸儒并不一致。刘恕、章望之等不顾现实，唯以"春法大法"定是非，倡正蜀伪魏之说。欧阳修、司马光等则既坚持儒学的是非标准，又迁就赵氏得国，进魏而不抑蜀，或称"未达正闰之论"。南宋之绍统消除了现实同理学主张的矛盾，故南宋诸儒尊蜀而抑魏。"易地而皆然"（《文史通史·文德》）。
三
在正蜀伪魏思潮的影响下，南宋掀起了一股改修《三国志》的史学风潮。其改修动机基本是正闰观念的驱使，以致南宋人的《三国志》研究从未超脱尊蜀抑魏贬吴的思维框架。
陈寿《三国志》固然有其不足处，《史通》指出过多处。但暇不掩玉，仍不失良史，北宋前期对此亦无"异议"。据王应麟《困学纪闻》，真仁二帝时分别校刻《三国志》的赐朝臣，不以为不好，倒以《晋书》为丑，《宋史·毕士安传》载，真宗治刻《三国志》、《晋书》和《唐书》，有人以"两晋事鄙恶不可流行"而反对校刻，于《三国志》则无异辞。据文献记载，宋人欲改修《三国志》者始于王安石。王氏为何起此念，宋人记载不一。邵博《闻见后录》记，苏东坡在神宗时曾与王安石会于金陵。王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以老辞，并举荐刘恕自代。《却扫编》载东坡语，王氏以欧阳修撰《五代史》而不改修《三国志》为非。东坡固辞，理由是"纲罗数十年百年之事以成一书"，难免其缺陷。唐庚《三国杂事》则说，王安石以三国事为陈寿所"坏"，故请东坡改修。刘恕和唐庚都是正蜀伪魏论者，王安石作过《诸葛武侯》诗颂扬诸葛之贤，此"坏"盖指正闰问题。南宋诸儒改修《三国志》是出于正闰观念则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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