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典籍，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史学。从先秦到清末，历代史学大家都学习、研究《周易》，他们观察历史变动、思考现实斗争的方法，也大都得益于《周易》。《周易》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仅就《周易》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相互联系做一初步探讨，以期能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
一、司马迁的易学渊源及其特点
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司马迁有着浓厚的家学渊源，深受其父思想的影响，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①父子两代人传杨何易学。杨何是西汉初年的易学大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解《易》的著作《杨氏》二篇。他虽是田何的再传弟子，但其名却与田何同。西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就把田何、杨何、丁宽并列，“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何）、丁将军（宽），大谊略同”。②杨何因传播《易》学于元光六年被征召为中大夫，另据王先谦《汉书补注》载“武帝立五经博士，《易》惟杨何”，足见其在当时易学领域的影响。司马氏父子向他学习《周易》，深受杨何易学特点的影响，杨何传易家法是“以易文互相训释，与费氏家法相合”。（费直易学不讲卦气说与阴阳灾变，注重义理--笔者）因此司马迁论《易》，多举大义，“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虚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③实际上，汉初易学仍然是承袭春秋战国时《易传》的思想。田何、杨何、丁宽诸家易说，“大谊略同”，只是到了西汉中后期，以讲象数为主的孟、京易学兴盛起来，才杂进阴阳灾变，与汉初易学不同。这一点，清代唐晏曾指出过：“孔子授易商瞿，自瞿传至田何，未杂异说。而何诸弟子亦恪守其说，未敢变乱。孟氏以下，渐涉旁流矣。”④由此可见，杨何授《易》司马氏父子，重义理，不讲阴阳灾变，不把《周易》当作纯粹的卜筮之书。
司马迁对《周易》有着正确的体认。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他之前与他同时代人对《周易》的认识，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孔子说：“易以神化。”⑤庄子说：“易以道阴阳。”⑥《礼记》说：“絜静精微，易教也”⑦董仲舒说：“易本天地阴阳，故长于数。”⑧司马迁认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⑨司马迁的思想是在研究各家之后，加上自己的深刻体会后而得出的，他认为易是一种阐释进化、主变求通的哲学原理，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迁要“正《易传》”，对此，《史记》三家注没有解释。近人孙德谦认为司马迁“正《易传》”是要“远溯庖牺”，使“史与易各有所宗”。⑩我不同意孙氏的看法，我认为司马迁“正《易传》”一是为了整理易传内容，二是为了吸取《周易》精华，“彰往而知来”，具有探讨历史发展趋势的意义。我们知道，《周易》非一时一人之作，它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中必然有牴牾讹误之处。春秋时孔子整理过六经，但自孔子以后，“易有数家之传”，（11）源同流别，各家对《易经》的解释会有不同，《易传》的内容也会有所出入。司马迁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2）对前代学术进行一次全面整理、批判、总结，自然不会放过《周易》。再者，就我们所看到的今本《周易》，《周传》部分反复申言天地、自然、人事的“变”，凡三十几处，充满了对天地万物自然人事的辩证思考。司马迁正是在整理易传的过程中，体察“周易”精微，把握“《易》长于变”这一思想关键。用变化的观点看待历史发展的未来的。“正《易传》不是否定占卜的作用，而是告诉人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事实里面去预察未来。”（13）
司马迁不但对《周易》有着精湛的研究，指出易八卦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为文王所作，十翼为孔子所作。而且善于总结前代学术，吸收前代学术中辩证思考的精华，和自己的《周易》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第一，《周易》由最初的卜筮之书，逐步向哲学思维的道路上前进，司马迁承继了这一思想。孔子整理六经，对《周易》进行过研究，就《周易》《文言》《系辞》中的三十处“子曰”来看，孔子的解释已经脱离了卜筮的范围，赋予《周易》以很多崭新的内容。其后荀子又指出：“善为易者不占。”（14）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如史墨、史鱼、史苏、史赵等人，在预断历史发展趋向时，显然受到《周易》影响，但他们通过对现实社会斗争的观察，又指出“吉凶由人”，而“汉初说易者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15）这样，《易传》就在具有唯物因素的思想家、历史家的推动下不断朝哲学理性的道路上迈进，成为中国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典籍。司马迁正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他不信讥祥占验，认为“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16）而是通过研究《周易》，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及自然、社会、人的关系。第二，司马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不独来源于《周易》。一方面，司马迁对社会进行过认真考察与思考；另一方面，把道家、天官学中的辩证思想与《周易》结合了起来。他承家学，认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17）吸收道家学说中观盛衰之变的思想。他对天文学知识进行了总结，从天象的往复变动中得到启迪，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周易》、道家、天官学都充满了变易的辩证法则，司马迁把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观察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方法。
二、《周易》与司马迁变化思想之比较
《周易》作者在认识自然、社会、历史时，最富有特色的观点便是变化思想。《周易》的爻，就是讲变化的，“爻者，言乎变者也。”（18）变化是世界万物的普遍法则，“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世界万物都由变化生成，“天地变化，草木藩”，（21）“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21）世界万物在变化中取得永恒。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论述易时也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司马迁通过对《周易》的研究，认为“《易》著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说是抓住了《周易》思想的关键。司马迁作《史记》是要“观变”，他认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变化。他的历史哲学强调一个“变”字，强调“变”的道理。因此他提出“通古今之变”。这都与他认真研究《周易》的变通思想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世界万物的变化复杂多样，有所谓“天变”、“时变”、“人变”、“事变”等等。（22）他写《史记》，纵向要“通古今之变”，横向要“究天人之际”，不但要理顺天、时、人、事的纵向变化，而且要横向考察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思想，就不是《周易》作者所能比的了。
《周易》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表现为盛衰变动。《丰·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泰·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认为盛衰变化是个普遍法则。司马迁在吸取以上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事物变化的规律是：“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23）“物盛则衰，固其变也。”（24）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表现为盛衰的变化。因此，《史记》在记述历史事实时，特别注意论述古今盛衰之变。司马迁在考察历史的盛衰变化时，所采取的“原始察终”的方法也是受了《周易》启发的，“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25）高亨先生认为“此言《易》观察事物之始，探求事物之终，表明事物由始至终之整个情况。”（26）《周易》中每一卦是一个整体，六十四卦又是一个大的整体。如《乾》以龙的“潜”、“见”、“跃”、“飞”、“元”的运动变化情况，比喻事物由始而终的发展运动过程，到“亢龙有悔”，事物由强盛的极点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通过考察全过程来观察事物的盛衰变化。司马迁在观察历史时，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7）表示不但要把历史发展的终始原本忠实地记载下来，而且还要仔细考察这一过程，找出主要原因及关键所在，指出盛衰隆替的前因后果。他写历史，大到一个时代、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物，都考其终始，察其盛衰变化。他作《十二诸侯年表》，是因为“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记；而谱谍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28）他写《殷本纪》，叙述殷商历史自帝雍已到纣，描绘了殷代兴、衰、复兴、复衰、复兴、衰、益衰、亡的不断变动过程。他写《李斯列传》，描绘了李斯这个“上蔡布衣”，沦落、发迹到助纣为虐、终至身败的过程，指出“物极则衰”。司马迁正是从前代思想中吸取了精华，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社会历史，司马迁在论述历史盛衰亡之变时，受《周易》启发而又远远胜过《周易》，他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及整个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以秦为例，司马迁就写出了秦经济上的盛衰变化引起政治的盛衰，秦之强，由商鞅变法采取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始。之后，秦国经济日益发展。郑国渠的修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统一做好了充分准备。秦统一后，不思田间劳作，而是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赋敛愈重，戍徭无已”，（29）其结果是“财匮力尽，民不聊生”，（30）陈胜大泽乡一呼而亡秦。秦由一诸侯国到战国七雄之一，继而统一全国，不久亡于汉家，整个盛衰的变动都与经济的变动密切相关。
事物的盛衰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周易》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31）变化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司马迁受此影响，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一方面指出“变所从来，亦多故矣”，（32）认为引起事物盛衰变化的具体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致变因素。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上升到比较抽象的高度，指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33）认为社会发展是“相激”，也就是斗争的结果。从具体的方面讲，司马迁已清楚地认识到导致事物盛衰变化的众多原因，如经济、人事等。从抽象的方面讲，司马迁也已觉察到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尽管这种认识还比较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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