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盛衰变化是矛盾不断积累所导致的，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变化必然产生。《周易·坤·初六》言：“履霜，坚冰至。”《文言》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实际上是《周易》作者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变化的深刻思考与具体总结。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历史大变动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一个“渐”的过程。“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并引用《周易》中的话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34）他作《史记》自觉指出社会由渐变到急变的进化规律。《殷本纪》写商汤伐夏，是渐渐发展的。先居毫，后征葛伯，伐昆吾，最后灭夏，势力渐大。《周本纪》记周代殷，也是如此。周先民在公刘、古公亶父的率领下，逐渐强大，接着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崇侯虎等，最后定都丰邑，更加强大。武王九年，诸侯皆曰伐纣，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同意。又过二年，时机成熟了，才最后灭殷建国。周之伐殷，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然变化，而是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没有长期的渐变，就没有一朝一夕的突变。司马迁写历史重变化发展，轻传位更替，其原因在此。
三、“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周易》与《史记》共同关心的主题
《周易》的变的观点影响到司马迁对社会历史盛衰的看法，而它的变通思想则对司马迁“承敝易变”产生过重大影响。变通观点是《周易》谈论自然、社会、人事的基本观点，“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往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35）一切事物都是变通的。《周易》的变化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的变通，泰卦与否卦，革卦与鼎卦，剥卦与复卦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特点。《周易》作者重视对立面的转化、要求变通的思想在司马迁那里得到了发展，被总结为“承敝易变”。这种思想与《周易》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6）的观点是一致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变”就成为一种必然。“易穷则变”的“穷”，“物盛而衰”的“盛”，“承敝易变”的“敝”，都是指事物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到此阶段事物就要“变”，否则就违背自然、不能发展。《周易·乾·文言》中说：“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处于穷极之地而不知变化，必然招致灾难。《周易·革·彖》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论述了变革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史记》中着重写变革的历史，他作《秦楚之际月表》，是因为“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变繁众”，所以要详细论述。他还详细记述了历史上的许多变革，如汤武革命、商鞅变法、管仲改革、吴起变法、李悝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这些变革都是因为有了“敝”才产生的。相反，秦朝建立，承前代兵戈相见、国破家亡之敝而不知变易，仍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37）终于招致二世而亡。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考察历史变通时，不是僵化的与片面的，而是“察其终始”，以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之变。《史记》记述三代至秦汉的历史，不仅写出其发展变化，而且往往指出敝则必变、盛中有衰的情况。写秦汉之际的历史，先写秦之弊，后写汉初之变，使人从历史的关键中看到了变化，提醒人们只有适时变革，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才能保证永不亡国。
“承敝易变”是为了“使民不倦”，这是司马迁“承敝易变”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周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8）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周易》认为变革是为了有利于民，《革·彖》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并提出保民的观点：“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39）司马迁进一步把保民同社会变革紧密联系起来，在《史记·平准书》中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变革要根据具体不同的敝来进行不同的变，不管怎样变通，最终都要“使民不倦”，“使民不倦”是变通的最终目的，也是变通成功的关键因素。《史记》写变革，注重突出这一点：商鞅变法，“秦民大悦”，（40）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利其民而厚其国”，（41）管仲改革，“齐人皆悦”（42）等等。
变通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周易》的变通观点具有历史进化论的特征，《周易·系辞下》有一段很长的文字，论述了从包牺氏、神农氏，一直到黄帝、尧、舜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的历史观是进化的，上古之世并非黄金时代，历史的进化体现为人们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先秦时期，对历史发展持进化观点的不独《周易》一家，韩非在其《王蠹》中也论述了社会历史的进化观。司马迁总结诸子学术，把他们优秀的思想吸收过来，并加以发展，在论古今之变时，也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进化观点。他在《货殖列传》中驳斥老子的“小国寡民”之说，他在《赵世家》中借赵武灵王的话说：“随时制法，因事制礼。……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另外，司马迁在《商君列传》、《李斯列传》中也借商鞅、李斯与保守派的论战，批评了法古的退化观点，宣扬了法后王的进化观点，认为只有变通，社会才能发展，“承敝易变”的真正目的才能达到。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克服了先前的缺点而取得的。
注释：
①⑨（12）（16）（17）（27）（34）《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汉书·儒林传》
③刘师培：《司马迁述周易义》，《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④《两汉三国学案·周易》
⑤《史记·滑稽列传》
⑥《庄子·天下篇》
⑦《礼记·经解》
⑧《春秋繁露·玉杯篇》
⑩《太史公书义法·正易篇》
（11）《汉书·艺文志》
（13）白寿彝：《史记新论》第69页
（14）《荀子·大略》
（15）皮锡瑞：《经学通论》
（18）（19）（35）《周易·系辞上》
（20）《周易·坤·文言》
（21）《周易·恒·彖》
（22）分别见于《史记》中的《天官书》、《秦始皇本纪》、《太史公自序》等
（23）《史记·田叔列传》
（24）（33）《史记·平准书》
（25）（31）（36）（38）《周易·系辞下》
（2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27）《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29）《李斯列传》
（30）《张耳陈余列传》
（32）《史记·郑世家》
（37）《史记·高祖本纪》
（39）《周易·临·象》
（40）《史记·秦本纪》
（41）《史记·赵世家》
（42）《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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