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特征。在历史活动中对于历史活动全过程起着支配和调节作用的是历史活动的目的。这种目的，一方面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吸收融汇了以前的人类的历史在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类智慧、知识和技巧，从而构成一种“类”的和“历史的”力量，使历史活动具有突出的自觉而能动的性质，成为历史主体内在本质力量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动态过程。而另一方面，历史活动的目的，又是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它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历史主体的需要已经超越了生存本能的境界而表现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需要，体现着人类对于符合自身本性发展的美好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由于这种人识和改造、愿望与理想，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能动活动才能实现，因而在实际上又表现为历史主体的以自身的发展为目标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历史主体最高层次的需要。毫无疑问，自我实现的需要要真正全面转化成历史主体活动的目的，只有在共产主义自由王国里才能实现。但是，这并不排除自我实现的需要始终体现着历史主体的本质，规定着历史主体活动发展的方向，并且始终作为一种尺度，表现着历史主体及其活动的存在状况和文明程度。
工具和语言是历史主体赖以活动的两大类手段，是历史主体能力的晶化，因而也构成历史主体的机能和存在方式。工具作为历史活动的技术系统，它的出现和使用，意味着历史主体已经把人体之外的自然力、社会整体力以及人类以往的智慧和经验总合起来，形成了与自然搏斗的“体外器官”。从此以后，人类自身的进化便不再是完全依赖于基因随机突变与自然择优选择机制的动物方式，而是借助于制造、完善可以与个体人相分离的劳动工具来实现。换句话说，历史主体的发展，突出的不是自身自然身体和自然器官的发展，而是表现为作为活动手段的工具的发展。这样，历史主体虽然源于自然，但已经注定不可能复归或还原于自然。因为历史主体已通过工具建立起与自然的间接关系，历史主体若要复归和还原于自然，则意味着摒弃一切工具。历史主体一旦摒弃工具，不仅再无法适应自然界生存下去，而且即使是建立起自身与自然的直接的无中介的关系，也就同时失去了自身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体是一种工具性存在物。语言是历史主体活动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由于它所具有的意义性、抽象性、可感性、分立性、永久性等特殊性质，具有指称、操作、表达、传输和记忆等多种功能，使人们可以脱离感性信号而以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理性的形式把握客体，不仅给了历史主体以记忆和预见的功能，使人类反思历史和预见历史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帮助历史主体积极地消除或克服与不同时间、空间的客体之间的分离和隔离，为历史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世代之间的延续、继承提供了桥梁和中介。使个人的思想可以为他人、后人和社会所接受，使人类文化的发生、创造和传播成为可能。恩斯特·卡西尔说：借助于语言的符号系统，“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通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方向。”⑥
历史主体所指向的对象世界，作为历史活动的要素，是指活动目的手段的实现，也即是其需要和能力的实现。历史主体在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积极地参与对象并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不断地改造和创造新的活动对象并体认之，从而形成新的对象世界。对象世界的每一次改造和重建，也都把历史主体的需要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
历史主体不仅同历史活动及其各要素具有对应关系，而且通过历史活动与对象客体发生多层面的关系。从历史主、客体相互对应的结构关系来审视，历史活动具有求真、求善和求美的性质和功能，并以此分化为三种不同的活动形式。这三种活动形式既具有各自的使命和意义，又相互渗透，通过互补而形成内在统一的结构，完整地表现出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
历史主体的存在，必须以客体的客观实在性为基础，历史主体活动的动力根据在于存在着客体的外在尺度。“人类从来不是机械地获得自己继续生存的权利，而是仅仅依靠不以人类为转移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力量。”⑦客体的任何存在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性质和运动规律，并构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和秩序，即制约着历史主体活动的外在尺度。历史主体要想在对自己有用的变化形式上掌握和变革客体，并由此而印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就需要认识和掌握客体的性质和规律，即使自身活动适应客体固有的外在尺度。所以，历史主体活动首先关注的是求真，即合乎客体世界的规律性。合规律性是历史主体探究客体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定。
历史主体在求真活动中，把客体的外在尺度，转化、上升为一种真理性的知识形态，便产生了科学。科学既是历史主体的一种思维能力，又是思维着、活动着的历史主体对客体外在尺度的理性规定。科学在本质上既是求实的，即要求准确地再现客体的原貌和规律。而不得掺入任何主观的成份和内容；又是开拓的、创新的，即始终追踪和适应着客体的发展和变化。这样，科学作为历史主客体求真关系的一种理论表现，既为历史主体的活动制订了法则，又为历史主体的活动不断开创着新的天地。科学诚如马克思所说，是人从理论上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揭露。”⑧
历史主体的求善活动，是在求真活动基础上对于历史主客体关系的进一步拓展。由于“善”体现了历史主体的内在需要与客体外在尺度的统一，求善活动比求真活动具有更高的意义。在求善活动中，历史主体把客体的性质和自身的需要进行比较、对照衡量，评价其对自身需要的满足的效用如何及其利害关系，从而作出价值判断。因此，求善活动的动源在于历史主体自身的内在尺度。所以，历史主体活动必须致力于求善，即合乎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合目的性是历史主体自我观照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定。
历史主体在求善过程中所达到的对自我本质力量的肯定性评价，便是哲学意义上的民主。从哲学层面上审视，民主已超越于作为国家形态的政治民主的狭隘规定，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自主意识，表现为历史主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充分认识和积极认可，是历史主体从自在主体走向自为主体行程中主体性意识长期积淀和高度升华的产物。从本体论角度观照，民主是一种人的解放，是独立人格的培植和完善，是人的潜能和自我意识的充分发挥和展开。而从认识论角度观照，民主是历史主体追求能动地认识和掌握客体的必然产物，是历史主体求善的过程和结晶，是人从情感上对自我的信仰和理解。
历史主体的求美活动是在求真活动和求善活动的基础上强调两者统一的活动。求美活动包含着求真活动，并以真作为本体论依据，但求美活动不仅要求真，而且要体验客体。求美活动也蕴含着求善活动，并以善作为评价性机制。但求美活动不等于善，而是超越于善，即超越于直接功利效应而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因此，求美活动构成历史活动中具有最高层面意义的独特组成部分。
在求美活动中，求美主体摆脱了外在目的约束和利害欲念的统制，甚至把自身完全融合到客体之中，达到一种陶醉状态，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但是，凸现求美活动中的主体因素，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求美活动视为一种纯粹的主观观念的活动。与“真”和“善”一样，美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也是主客体在一定层面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求美活动的发生和实现，除了要求客体真实可靠和主体具有鉴定评价功能之外，还要求主客体双方的性质必须相互适应，也即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客体的结构互相对应。只有在主客体双方达到相互适应的同构关系时，客体才能为主体所享受，引起主体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即达到一种美的意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作为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感性肯定，使人的主体性在精神领域中得到了更加集中和纯粹的体现。求美活动作为人追求更高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的活动，也就更加贴近和符合人的自由本性。
从本质上说，自由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客体世界的的一种和谐状态。历史主体的求真、求善、求美活动都是人对自由的追求过程，也都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人的自由。求真活动旨在解决的是客体世界“原本是什么”和是怎样的问题，即通过由感性到理性、由物到观念的飞跃，形成对客体世界的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主体的活动，取得自由。求善活动，旨在解决的是客体世界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问题，即以客体为中介达到对自我的理性反思，自觉地把历史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理性运用于客体上去。使主体的活动更具目的性和实效性，取得自由。而求美活动则旨在实现对已知客体世界的超越，使主体的内在尺度在客体的外在尺度面前客观地显现出来，使主体的内在尺度从主观的内在质态变成客观外在的质态，从而也就使只有外在尺度的客体变成属人的理想状态。即不但真实存在，有价值，而且是美的。因此，求美活动是历史主体创造性才能的完美实现，是人的自由最高层次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求美活动，在逻辑上已经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并且构成历史主体最高的存在方式。
三
随着历史活动的发展，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多维关系也在不断开拓和深化，历史主体也必然逻辑地经历相应的发展阶段。
自在主体是历史主体的初级形态。在这一形态，历史主体具有浓郁的自然气息，作为其对象化表现和存在依据的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群体社会、其跨度囊括近代商品经济形成之前的整个时代。在这一时代形成的交往形式，以强制性关系为主要特征。自在历史主体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社会分工的天然融合，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浑然一体。自在主体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直接的自然，其与自然的关系是单一的，即对自然的“攫取”，充其量不过是通过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因此，自在主体对自然界的关系主要是被支配的，是消极的依赖和适应。
作为自在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群体社会，一旦从自在主体本质力量中外化出来，并取得客观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就自发地对自在主体的活动产生诸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不管自在主体是否意识到或主观上是否愿意，它都客观地限制着自在历史主体活动的内容、性质和范围。而自然经济是一种缺乏社会分工的综合劳动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底。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个体的活动始终保有一种不发达的完满，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原始统一。劳动的社会性还没有发展到个人同类的关系，自在主体不可能建立起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劳动协作形式。
在自然经济的历史环境中，自在主体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的实质在于强制性。人的依赖关系的强制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征：在自在主体和自然经济社会的相互创设关系中，自在主体的发展是畸形的。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单个人很难有独立自由的发展，而作为共同体的最高体现者或代表者，却能获得特殊的、畸形的发展。
自立主体是历史主体历程中的中级形态。当历史主体逐渐将自己同自然界相区别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主体同客体的区别。自立主体是历史主体由从外部的客体性向从自身中发掘人的主体性的转化，也就是在合规律性的基础上向合目的性的转轨。自立主体既是对自在主体的扬弃，又是将来自为主体的潜在。因而，在历史主体的进程中，自立主体是承前启后的十分重要的中介环节，具有两重性和过渡性的特征，自立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形式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生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往形式，以契约关系为主要特征而与其他形式相标异。
与自在主体简单再生产的历史活动不同，自立主体的历史活动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一方面，对自然界的多重关系的生成，意味着自然界第一次成为历史主体的对象，成了历史主体的有用物。历史主体不断唤醒自然界沉睡的潜力，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改变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主体活动的不断扩大使人的需要和能力不断扩大，人的对象世界在这种活动中相应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自立主体不再在活动中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为唯一内容和最高目标，而且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自由发展自身。随着历史主体活动的目的、手段、对象的发达与历史主体的需要、能力、世界的递升的相互作用，作为历史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商品经济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