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于前汉兴盛，于汉末式微，于清代复兴。清代今文经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清代中叶，肇始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至咸、同之际告一段落。其二是清末光绪年间，以康有为为中心，其影响及于民国。
被湮没、压抑了一千多年的今文经学，从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向其对立面古文经学展开激烈的攻击，并由此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从而对近代的思想和学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对这一学派的学术思想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春秋》经传
《春秋》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中心。总的说来，在《春秋》问题上，今文家们一致尊信《公羊》，攻诋《左传》，排斥《谷梁》。经学家们的研究方向，又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春秋大义”
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是向古文《左传》，也就是向古文经学发起攻击，而使今文经学开始复活的第一部著作。它以《公羊传》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纲目，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同时力攻《左传》，认为“获罪圣人者，传左邱氏者也。”①他认为，《左传》的主要罪状，在于它不通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杜撰臆造，妄解经义。这种看法被以后的今文家普遍接受。
孔广森先是尊信《左传》，后信《公羊》。他说，“每以《左氏》之事证《公羊》之义，乃益决《公羊》之可信云。”②古文家用《史记》上的记载证明左丘明曾亲从孔子受经，但孔广森认为左氏不列于孔子弟子籍，其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例通义”，连最基本的家法凡例都不懂，“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③
在这方面最系统、最严密的一部著作是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它是这一时期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代表作，集中表述了今文经学派的基本思想。该书详细分析列举了孔子作《春秋》的义例凡三十例，分别是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时、月、日等等，这三十“例”，在《春秋》研究中是有创造性的，显示了作者的苦心经营。
这方面的专著，还有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及答问。其中《董子春秋发微》和《春秋决事比》均未刊。
2.关于《左传》的真伪
《左氏》不传《春秋》，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但对《左传》的怀疑，自唐宋即已开始。如唐代经学家啖助指出，左氏得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因此，“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④。赵匡也怀疑说，“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以为“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⑤宋代的罗壁更说，“《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⑥
不过这些都是零星的议论，到刘逢禄写出《左氏春秋考证》，才系统地阐发了这个论点。他认为，所谓《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左氏春秋》原来的体例，与《国语》相似，系取《晋乘》、《梼杌》等书编成，与孔子的《春秋》本无关系，更不是《春秋》传。这《左氏春秋》，是《左传》的原本，但《左传》已大异于原来的《左氏春秋》，其原因在于刘歆的作伪与篡改。“刘歆颠倒五经，使学士困惑，……而特以秘府古文书经十二篇曰《春秋古经》，……欲迷惑《公羊》义例，则多缘饰《左氏春秋》，以售以伪”，乃“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而且，左丘明为战国时人，“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这就是说，所谓《春秋左氏传》，根本就是刘歆窜改《左氏春秋》而成的伪书；《左传》里的所谓《春秋古经》，是刘歆依所谓“秘府古文”擅自写出来的；三家分晋以后的“续经”，是完全由刘歆伪造的；《左传》用以解经的“书法凡例”如《五十凡》之类，也是刘歆参照《公羊传》而臆造的。刘逢禄又列举种种证据，证明这种“伪造”之作终不能天衣无缝，强与《春秋》无关之《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不免破绽重重。他说在《左传》中，或窜入伪文而为《左氏》所无，或有经无传，或传不解经，或剽窃《公羊》之义而改之，或自立义例，或臆测史实典制，如此等等，把一部记载孔子无上奥义的《春秋》经，搅得乌烟瘴气。同时，刘逢禄还认为，左丘明本人还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史学家。罪恶的根源在于刘歆的作伪，使“《公羊》与《左氏》均受其病”⑦，刘歆实际上也是《左氏春秋》的罪人。
刘逢禄的这部书，引用汉唐大量文献，旁征博引，竭力证明“《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和他新提出的“刘歆作伪”的见解，其学术上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对近代学术和思想的影响却不可否认。钱玄同说，康有为之辩“伪《左》，亦本于刘氏”⑧。康有为也说，他“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⑨。
魏源对此提出了补充性的见解和新的证据。他认为刘歆之所以能恣意篡改《左氏春秋》，乃是利用了它“藏于秘府，不在民间”的便利。他还为辨别刘歆对《左氏春秋》的伪窜提出了一个标准，说“凡唐宋以来所藉为攻《左》之口实者，类皆刘歆所附益。”他所提出的新证据是，刘歆为了排斥今文《鲁诗》，还将《左氏春秋》中能够与《鲁诗》相印证的部分，也加以窜改，“徒增《左氏》之膏盲，为圣经之蟊贼”⑩。
宋翔凤、龚自珍、邵懿辰等，也都接受了刘歆作伪的说法。
3.关于《谷梁传》的问题
《谷梁传》历来与《公羊传》同被看作今文经学著作。但清代今文学家却对它采取排斥态度。庄存与说：“《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谷梁》、《左氏》眊乎瞽哉！”（11）将二者同列为攻击的对象。孔广森也认为，在传达孔子的意旨方面，《左传》和《谷梁》“二传皆失之”（12）。刘逢禄认为，《谷梁传》真如何休所说是“废疾”，“有不可强起者”（按郑玄作《起废疾》，与何休《谷梁废疾》立异），其所立义例不足称，其释经之文也不能传达圣意，最致命的缺陷是“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其“玩经文，存典礼，足为公羊氏拾遗补阙，十不得二三焉”（13）。魏源也指出，“《春秋》之有《公羊》也，岂弟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谷梁》”，原因在于“谷梁非卜商（即子夏）高弟，传章句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14）这些观点，也为龚自珍所接受，他说“谷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义，不得为《春秋》配也。”（15）
对《谷梁传》的这种态度，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一种新动向。以后崔适、钱玄同、张西堂等认为《谷梁传》也是刘歆所伪造，以与《公羊传》立异，与以上这些认识不无关系。
二、关于《尚书》
《尚书》是一部问题很多的书。庄、刘、龚、魏诸家对《古文尚书》，不像对《左传》那样激烈攻击，态度相对温和。这或许跟伪《古文尚书》被彻底打倒，汉代《古文尚书》又亡佚已久的情形有关。当然，在《古文尚书》、百篇《书序》以及《大誓》等问题上，今文学者还是或多或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关于伪《古文尚书》
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在清代被众多学者定为伪作，但身为今文家的邵懿辰，却仍将之信为真经，这是令人惊异的。不过这不能代表今文经学的基本倾向，可以不论。其他今文家，对伪《古文尚书》，基本上都采取否定的态度。
但是龚自珍却提出了一个深具魄力的见解，据称来自其外祖父段玉裁。他说，“伪《孔氏尚书》，视马郑本文字无大异也。枚赜（即梅赜）及《伪孔》罪虽大，未尝窜改文字，又非别有经师相承。……知枚氏罪在妄造故，《伪孔》罪在妄析故，罪皆不在文字间故。”（15）不以其伪而概予否定。
2.关于汉代《古文尚书》
相传《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二十篇，其中《尚书》百篇，十八篇为《中侯》。但在汉初，只有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武帝后，开始出现二十八篇之外的“逸书”，先后有“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大誓》一篇，河间献王采自民间的逸《书》，“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孔壁”《古文尚书》，以及扶风杜林所传漆书《古文尚书》。其中“孔壁”之《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17），成为“中秘之《书》”，对原有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一般均无异议，但陆续后得并得以流传的那些《尚书》篇章，即《大誓》以及《舜典》等十六篇，却为争讼所聚。
对于这十六篇古文《尚书》，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均持否定态度。刘逢禄《书序述闻》原为阐发“舅氏庄先生”即庄述祖的学说，故他的见解亦可看作庄述祖的见解。他说晚得的十六篇最多不过“《逸周书》之类，未必孔壁中本”，因此不是真“圣经”。这十六篇为刘歆所争立，刘歆其人，“作伪何所不至”，“乌知非其增窜，以抑今文博士乎！”按他的说法，今文的《典》、《谟》诸篇皆完备，后出“《舜典》、《大禹谟》、《弃稷》三篇，疑出于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卫、贾、马、郑诸师皆不为之注，遂以亡佚，宜哉！”他又疑心，也许十六篇古文《尚书》是刘歆伪作的基础，但“歆等各以意属读，非复古文旧《书》”（18）。他甚至认为，东晋伪《古文尚书》的撰成，也是本于刘歆的《三统术》（19）。
宋翔凤的《尚书》学是其经学中较有特色的部分。他在《尚书说略》和《尚书谱》二书中力攻《古文尚书》。《尚书谱》力图证明“逸书”并非自孔子流传下来的真本，“大氐十六篇者在秦汉之间，去周为近，诸子百家所论往往可傅合于经学者，补缀以比于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文而已。”“东晋古文《书》固伪，又汉时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真。”（20）他在读书笔记《过庭录》中又说，“考所传十六篇佚文皆艰浅无足取，疑是孔子删存二十八篇之文，而存百篇之目于《序》”（21）。虽然他不能确定十六篇古文到底从何而来，但他决不信其为真经。
前面已经提到过龚自珍在《尚书》问题上的超然立场。他既在《尚书》问题上不分今古文家法，连《伪孔》也不主张轻易抛弃，对汉代今古文之争更不屑置辩。他认为，孔壁《古文尚书》是很可宝贵的，但经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以汉徒隶之文读苍颉、孔子科斗之文”，使其失传。汉代未能将孔壁《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刘歆、贾逵欷歔致慨，良有以也！”（22）
魏源认为，伏生《今文尚书》出自屋壁，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的《古文尚书》也出自屋壁，“而安国从欧阳生（伏生弟子）受业，尝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马迁亦尝从安国问故，是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初非判然二家。”但后来的混乱是怎么发生的呢？魏源认为杜林是淆乱圣学的罪魁。他说，杜林所传漆书《古文尚书》其实是杜林自己伪造的，“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元（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是，判然二家，动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自此以后，《古文尚书》越来越乱，“马融不同于贾逵，贾逵不同于刘歆，郑元（玄）也不同于马融”，“试问何为古文？”（23）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仅说孔安国、司马迁是真古文的传人，还以刘歆为古文的正统以绌马郑，而把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作为伪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直接把马、郑等所注《尚书》称为“伪古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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