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研究是魏源经学的重点。他的首要工作是在真伪的考证中寻求孔子之“微言大谊”，其次是力图对《尚书》进行补亡的工作，这表明他相信伏生所传二十八篇是不完备的。他在《今文尚书》之外，根据《书序》所存的篇目，依据先秦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写定《舜典》、《汤诰》、《大誓》、《武成》（上、下）、《牧誓》（上、下）等篇，并辑出《汤誓》佚文。这构成了他的《书古微》相当大的部分。这种做法，与今文家们所深恶痛绝的“妄作”似乎并无原则的不同，致为后来的学者所诟病（25）。
对汉代《古文尚书》各种形式的怀疑，或对十六篇根本否定，或认为十六篇被窜乱，是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梁启超认为只有魏源怀疑《古文尚书》（26），可能未及注意其他。
因为《古文尚书》亡佚已久，原书不在，所有论说，终究摆脱不了猜测的色彩。
3.关于《大誓》
《大誓》（又写作《太誓》、《泰誓》）据说是武王伐纣时所作，列于《书序》。但一般认为，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无《大誓》。它的来源，王充《论衡·正说》篇说是“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的几篇古经之一，以后所得的孔壁古文经等，其中也有《大誓》。这种情形，当然易启清代今文家之疑窦。刘逢禄说，后出的《大誓》并非孔子所删百篇《尚书》中的《大誓》，“今之《尚书·大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大誓》同。”“今文《大誓》虽晚出，然去古未远，……实亦周《史记》之文，不过非百篇中《大誓》耳。”（27）宋翔凤认为后人引用的今文《大誓》，其实并非今文，而是马、郑的古文（28）。他证明道，《尚书大传》为伏生所作，其中引用了《大誓》的文句，“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传《尚书》仍阙是篇，亦以为正经之所无，而出于百家之杂说，遂不以溷于二十八篇也。”（29）他们二人均以为《大誓》后出，并非真经。
刘逢禄原来还以为不见流传的孔壁《古文尚书》中应有古本《大誓》，但龚自珍在《大誓答问》中力图证明，不仅伏生《今文尚书》中没有《大誓》的位置，而且孔壁所出《古文尚书》中，也没有《大誓》（30）。刘逢禄在看到这种议论后深为叹服，以为与其舅庄述祖的看法正同（31）。
魏源的《书古微》将《大誓》列入“补亡”一类，重新写定，对今本《大誓》的否定态度是很显然的。
4.关于《书序》
《书序》历来被认为是孔子删《书》时所作。但从宋代开始，吴棫、朱熹以及蔡沈、金履祥、梅{K1D603.JPG}、郝敬、阎若璩等，均对此说加以怀疑乃至否定。不过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派在《书序》问题上没有做太多的文章。龚自珍说“百篇之《书》，孔子之所订也，七十子之所序也”（32），这等于否定孔子作《序》的旧说。宋翔凤指出，刘歆曾删改了《书序》的某些篇章（33），但没有疑及整个《书序》。魏源怀疑古文《书序》为卫宏所作，尚未疑及刘歆。此外，有龚孝拱（橙）“手定《尚书》二十八篇，《逸书》四十二篇，断《书序》为伪”（34）。到康有为，则将《书序》定为全是刘歆伪作。
三、关于《诗经》
汉代经今古文学的区别在《诗》学上表现为今文齐、鲁、韩“三家诗”与古文《毛诗》的对立，分歧是如何释《诗》。结果是《毛诗》独得流传，而三家诗除《韩诗》外皆亡。《韩诗》在汉晋以后虽得流传，但终亡于北宋。直到清代，学者才开始对三家诗进行辑佚的工作。同时，关于《毛诗》及《诗序》，自宋代以后也发生了疑问。
清代今文经学派对《诗经》注意较少。庄存与作《毛诗说》，并不排斥古文。龚自珍声明他于《诗》学不屑尊家法，于今古文无所偏倚（35）。龚橙作《诗本谊》，有乃父（自珍）之风。他认为“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太师采诗、瞽矇讽诵之谊，有周公用为乐章之谊，有孔子定《诗》建始之谊，有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有赋寄托之谊，有引诗以就已说之谊。”（36）这将“诗无达沽”的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除龚橙外，今文家中于《诗》学用力最深的魏源，所著《诗古微》是清代《诗》学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说，“《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37）不知他这种结论从何而来。就《诗古微》本身的思想来说，虽然尽可能地对古文《毛传》加以攻击，以为重新树立三家诗张目，但却未指《毛传》为伪作，相反，他在书中还竭力寻找《毛传》与三家诗相同、相似和相容之处，以为它们在诗旨方面“似不同而实未尝不同”，“似相牴而非相牴”，“未始不殊途同归也”（38）。当然，魏源在书中毕竟不能像龚自珍那样彻底摒弃门户之见，还是把三家诗作为正统，而将《毛诗》作为异端，对它的攻击确是随处可见的。他反对《毛诗》那种以采诗、编诗之意为主，即以采风的大臣和编诗的帝相角度出发，将《诗》作为对帝王功业的颂赞、讽谏、警告等，也就是着重于以“美刺”解《诗》，他相信并宣扬的是“《诗》无邪”的原则。
《诗古微》对《毛序》确实攻击不遗余力。魏氏于《小序》主要攻其对“美刺”的强调，尚未疑其真伪，但对《大序》，则否定其为子夏所作的旧说，证其为卫宏所作（按此说非魏源新创）--这实际上也就攻击了《大序》的价值，从而攻击了《毛诗》的价值。
四、关于三《礼》与《大戴记》
三《礼》者，《周礼》、（《周官》）、《仪礼》、《礼记》（《小戴记》）。其中古文家尊《周官》，今文家崇《仪礼》。
但庄存与却作了《周官记》、《周官说》，不仅对《周官》毫无成见，而且竭力想弥缝《周官》的缺撼--《冬官司空记》早佚，而不得不以《考工记》代之。他花费了很大精力，从各种文献辑出资料，编排整理，成《冬官司空记》，又自为之解说，而且这事业又为其孙绶甲所继承。但宋翔凤、龚自珍皆指《周官》为伪经，宋云：“《周礼》之传，无所师承，或者战国诸人刓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义，以合毁坏并兼之术，故何君（休）讥为‘战国阴谋之书’。”（39）龚氏所见大致与宋同：“《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尝行于秦汉，文章虽宏侈，志士之空言也。”（40）
关于大小戴《记》，魏源和龚自珍都只将其看作古文献，认为应加以整理（41），对其价值估计均不甚高。如龚自珍说，“二戴之《记》，皆七十子以后，逮乎炎汉之儒所为，源远而流长，故多支离猥陋之词，或庸浅无味，敷衍成篇。……合二戴所记，陶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十三四，究贤于杂家之托三皇也。”（42）
《仪礼》又称《礼经》，重于西汉。后来刘歆等古文家发现《逸礼》三十九篇，要求立于学官，这也成为汉代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内容之一。邵懿辰撰成《礼经通论》，力驳《逸礼》，以为不足信，所谓“发于孔壁”云云，是“刘歆之奸言”，而三十九篇《逸礼》则是刘歆剽窃汉代其他文献而成，“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因此，三十九篇《逸礼》的亡佚“不足惜”（43）。同时，邵氏证明，《仪礼》十七篇是孔子删定的完备的《礼经》，而不是如古文家所说残缺不全，并呼吁恢复其《礼经》的旧名（44）。在《礼经通论》中，他还专立一节阐明“乐本无经”的观点，并论述“孔子定礼乐”这个命题，从而再次论证了今文家“孔子删定六经”的基本看法。
五、关于“中古文”
“孔壁之书”和“秘府古文”是古文经学的两大堡垒。前者指“鲁共王坏孔子宅”而从屋壁中发现的古文经，后者指藏于汉室秘府的古文经典，又称“中古文”。据记载，孔壁古文后来也入于秘府。二者因其出处而带有权威性。对“孔壁之书”，清代中叶的今文家们未明加攻击，相反还在不同场合称其为“真古文”。但他们说这个是伪，那个也是伪，说原孔壁所出之书皆亡佚或不得流传，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孔壁古文”在经学上的意义。
对刘歆等古文学家据以立论的“中古文”，情形也与“孔壁之书”相似，对刘歆“作伪”，均言之凿凿，但甚少否定“中古文”的权威性。惟有龚自珍写成一篇《说中古文》，列出十二证，谓“中古文”为子虚乌有，又说“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如此，托于其父，并无此事。”（45）那么，与“中古文”紧密相连的古文经的毫无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对康有为后来将中秘、孔壁一概指为刘歆伪造，是有启发作用的。
此外，在《易经》方面，庄存与写过几，部书但无涉于“家法”，其族孙庄有可亦有几部说《易》之书。其他今文家也有零星的论述。宋翔凤《论语说义》、戴望《论语注》，以“公羊大义”说《论语》，其实更接近于《公羊》学，这里都不加介绍了。
六、余论
在此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本文只涉及了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的若干主要人物，有庄存与、孔广森、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邵懿辰、龚橙、戴望等，其余未及论列。不少学者将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凌曙、陈立师弟，以及陈奂、迮鹤寿、胡培翚，甚至研究《谷梁传》的许桂林、柳兴恩等，也列入今文学派的行列。但笔者认为，陈寿祺等学者无论在政治哲学观点，还是在学术观点上，均与本文所论及的今文经学派人物有着相当的距离，难以统称之为“今文经学派”，因此本文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就没有作论述与介绍。
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是以乾嘉汉学的兴盛为背景的。但它与汉代今文学在学术、思想上，多不契合，甚至有截然不同之处。
首先，他们在学术上不能完全“复西汉之古”。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钱玄同先生的一段话。他指出，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及同时之今文学者均未曾探得伪古文之根源，故人人皆有顾此失彼之病。如最早之庄方耕（存与），一面既据《公羊》，作《春秋正辞》，而一面又作《周官说》和《周官记》。刘申受能灼知《左传》为伪矣，而作《书序述闻》，则不知《书序》亦为伪书。戴子高（望）作《论语注》，以《公羊》之义相印证，但又兼采《毛诗》、《周礼》。邵位西（懿辰）能揭破《逸礼》为刘歆所作，其见极卓，而作《尚书通义》，竟至相信东晋伪古为真《书》，尤为可怪。（庄方耕作《尚书既见》，亦以东晋伪古文为真《书》。）惟龚定庵，最有特识，若疑《左传》，疑《谷梁》，疑《孝经》，疑《尔雅》，疑《毛诗序》。他更灼见‘中古文’之为伪造，……则几乎窥破刘歆作伪之根源矣。但尚未达一间，不知此‘中古文’者，即是所谓鲁共王及河间献王等所得之古文经……”（45）。钱氏说这段话，当然是从他疑古辨伪的学术观点出发的，未必完全允当。但经他的概括，清代中叶今文学家之不能完全与古文经学分裂（尽管他们主观上想这样做），不能全复西汉今文之古的情形，已可概见。
其次，清代今文经学与汉代今文经学有着不同的目的。汉代经师力图使自己为刘汉王朝的统治服务，所以极力渲染孔子作《春秋》以当“新王”乃是“以汉制作”，所谓“新王”乃是曾作过亭长小吏的刘邦。如东汉公羊家何休在论述哀公十四年获麟一事时也说，“夫子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47）这种逢迎当世的“学问”，和清代今文家所深恶痛绝的“刘歆作伪”以“媚莽”的行径，并无不同。而清代今文家则相信，孔子之作《春秋》，决不是为了汉代等“霸道”之世，而有着更高的目的，就是为人类指引一条通向真正的太平盛世的道路。他们经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出孔子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因此孔广森等曾对“为汉制作”之说加以批驳，指为“博士弟子因端献谀”（48）。这个区别，实际上也标志着清代今文家在政治上的理想，与汉代今文家有着截然的不同。
再次，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不像汉代经学那样，在思想、学术上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支配。阴阳五行学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汉代经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在清代今文家的著作里，已甚少阴阳五行学说的色彩，虽然其中仍保留了这类东西以资参证，他们关于“三世”、“三统”之类的学说里也能找到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些痕迹，但他们基本上不把阴阳五行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思路，作为自己学说的构成因素。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其恰当与否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它对近代学术，却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清末风靡一时的今文经学运动，还是民国时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新研究、认识，都是与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的努力分不开的。
注释：
①（11）《春秋正辞》卷10，第4页、卷7第4页。《皇清经解》本，以下凡未另注者均用《皇清经解》或《续经解》本。
②③（12）（48）《春秋公羊通义》卷1，第24、26、6页，卷首叙。
④⑤⑥据朱彝尊《经义考》卷169引。
⑦以上引文均见《左氏春秋考证》卷上。
⑧《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⑨《新学伪经考·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⑩《诗古微》卷8，第27、30～32页。
（13）《谷梁废疾申何序》。
（14）《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2～134页。
（15）（16）（22）（30）（32）（35）（40）（42）（45）《龚自珍全集》，第40、244、420、65～77、66、515、40、422、125～126页。
（17）《论衡·正说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5页。
（18）（19）《书序述闻》，第2、23、13页。
（20）（29）（33）《尚书谱》，第5、15页。
（21）《过庭录》卷5，第9页。
（23）（24）《书古微》序、卷1、卷6。
（25）皮锡瑞指责魏源及刘逢禄“一切武断，改经增经”，见《经学通论》卷1，第104页。
（26）（3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01、305页。
（27）《书序述闻》，第18～19页。
（28）《尚书略说下·唐人引今文尚书皆马郑古文》，《过庭录》卷5。
（31）《大誓答问序》，见《皇清经解·大誓答问》卷首。
（34）谭仲修《复堂日记》卷7。
（36）《诗本谊》序，半山丛书本。
（38）《诗古微》卷1，《齐鲁韩毛异同论中》第6～7页。
（39）《论语说义》卷1，第3页。
（41）魏源：《礼记别录考》，《魏源集》上册，第122-123页；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六》，《龚自珍全集》，第40页。
（43）（44）《礼经通论·论逸礼三十九篇不足信》，第14-16页。
（46）《左氏春秋考证书后》，《古史辨》第5册，第7～8页。
（47）《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哀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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