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倡导下，由儒臣编辑了一系列旨在“鉴戒”、“省览”、“警省”为内容的教科书，他不仅自己从中吸取为政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还运用编书的教化功能，使所编之书体现他的政治观念和治国思想，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朝夕涌览，遏制其贪贿欲望，规范其行为和为政之道，对促成明初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尤其是在当时反腐倡廉的政治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
在朱元璋倡导由儒臣编辑的教科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选择、采集古人的言论，圣君贤相名臣的事迹和暴君昏君奸臣的恶事，在其治国思想的指导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令儒臣纂辑而成。
早在即帝位之前，朱元璋于乙巳年（1365）6月，曾对儒臣明确指出， “往古人君所为善恶可为龟鉴”，从编书吸取为政经验教训的需要出发，令起居注滕毅和杨训文选辑历史上的无道之君所行之事，如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等，采用秉笔直书的方法，作为一面镜子。并说：“吾所以观此者，正欲其知丧乱之由以为戒”①。丙午年（1366）10月，为了防止开国功臣的子弟仗势压人，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朱元璋特征召儒士熊鼎、牛梦炎至建康，负责编辑《公子书》。他对参加编辑的人员说：“公卿贵人之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今集古忠良奸恶事实，以怕词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观戒”②。同时，还编辑了一本《务农技艺商贾书》，令商贾子弟必读。朱元璋说：“民间商贾子弟，亦不读书，宜以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使通知大义，可以化民成俗”③。该书的编辑，符合了朱元璋的旨意，为示褒奖，赐熊鼎等人白金各五十两及衣帽靴袜等物，并令刻印颁行。可见，朱元璋在称帝的前夕，已注意到了编书与形成善俗之间的关系，在编书育人的教化中，针对不同的社会对象和文化层，编辑种类不同的书本，使所编之书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创建了大明帝国。遭受长期兵火之后的明初社会，经济凋敝，人心淆乱，元朝的残余势力在西北和西南及长城沿线仍有相当的势力和地盘，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对新生的朱明政权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朱元璋对编书资治仍以极大的兴趣，在亲身经历了元末的黑暗统治和如火如荼的农民战争后，为稳定和巩固统治，他迫切地需要一部系统总结元朝土崩瓦解能够起到鉴戒的史书。因此，《元史》的编纂就被提到了明初的政治议事日程上来。洪武元年（1368）12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开馆编辑《元史》。谕儒臣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盖行事建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不可讳也。元主中国垂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天下休息，号称小康。然暗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迨其后嗣荒淫，权臣跋扈，兵兴民困，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多可称者。国可灭，史不可灭”④。元朝是继辽、夏、金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是在结束了当时中国长期分裂割混战局面之后而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利用汉人狭隘的封建排外情绪，为他推翻元朝取而代之进行舆论上的鼓动。吴元年（1367），命大将徐达和常遇春率大军25万北伐中原，进攻元都，并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等地民众曰：“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保……”⑤，并认为：“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树起“以夏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⑥的大旗，宣扬他是“奉夫承运”，取代元朝乃“天命所归”。可见，朱元璋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也是很浓厚的，若循此下去对元朝应是一概贬斥，全盘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诏儒臣编纂《元史》时，未感情用事，他说：“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⑦，“今命尔等纂修，事务直述，文必明白，毋艰深，毋溢美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⑧，这也是他倡导编辑《元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这样才能从中吸取为政的经验和教训。反之，若人为地曲笔，溢美和隐恶，就达不到借鉴之目的，所编之书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时代精神、政治意义和社会效果，也就是朱元璋所强调的“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瞭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⑨。《元史》的编辑，于明初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编书致用的价值，从而也显示出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汉武二年（1369）2月，朱元璋令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召前起居注宋濂、 彰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主编），征聘山林遗隐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高启十六人为编辑，分科编纂，机构设于京师天界寺。以元朝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典章》、《元一统志》等书为参考。
朱元璋倡导的编辑纂修《元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在《元史》的编修活动中，经过诸编辑的融会提炼，并在吸收前人修“正史”优点的基础上，使《元史》的编辑体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纪”的编辑，鉴于“两汉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书》、《春秋》之义，及唐本纪，则书法严谨，全仿乎《春秋》”，于是就采用两汉本纪的编辑方法，使事实与言辞并载；“志”的编辑，鉴于“唐志”，则悉以事实组织成篇，考核之际，学者惮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于是选用《宋史》志的编辑方法，使学者查阅方便；“表”的编辑，鉴于“汉、唐史表所载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金史所据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于是就选用辽、金史中“表”的编辑方法；“列传”部分的编辑，鉴于历代的顺序是后妃、宗室诸王、诸臣、叛逆、四夷，但诸臣之传，历代名目增减不同，于是《元史》列传的编辑就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样，《元史》这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传纪体断代史书，并根据朱元璋的旨意，一反过去历代史书纪、忐、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的编辑方法，另起炉灶，进行创新，“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⑩，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玩味。但这一编辑方法曾为日后学者非议，说《元史》编辑体例不够完整，但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编辑方法也是可取的。“时上（指朱元璋）厉精甚，诸儒穷旦夜编摩，每成卷辄进御”（11），到洪武二年8月，在短短6个月内，编辑成159卷的《元史》，其中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63卷，朱元璋览后，令誊写刊行，对参与修史的16名编纂儒士各赐白金32两，文绮帛各四匹。
《元史》在编辑当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元朝虽被推翻但未彻底灭亡，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至上都。顺帝死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在和林仍称大元皇帝，其称号一直沿用了六代，加之元“顺帝之时，史官废职，皆无实录可徵”，故当时所修《元史》“未得为完书”（12）。于是朱元璋令宋濂等人“发凡举例”，“拟定纲目”，派儒士欧阳佑、吕复等12人到元故都北平和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在6个多月的考察活动中，搜集到了一些零星的元末历史资料，如“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及“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及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之咨访”，共得史料一百二十巨帙，对涉于番书者，令译成文，并得到碑拓达五百通（13），于洪武三年（1370）2月运回京师南京。这次实地走访搜集元史材料的编辑活动，对整部《元史》的续修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实地编辑活动基础上，又开始了《元史》的第二次续修工作。洪武三年2月，朱元璋下诏开局编辑，仍以上次主编宋濂、 王祎为总裁，而参加第二次修史的编辑儒士变化较大，除了前次赵埙一人第二次参与编辑外，其他征召而来者多为新手，此次编辑文人有赵埙、朱右、贝琼、朱世濂、王濂、王彝、张孟谦、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15人为编辑纂修官，凡上次所未备者，悉补完之，到7月份续修完稿达53卷，其中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列传36卷。这样两次修《元史》成书210卷，报呈朱元璋览阅后，刊布颁行。著名史学家钱大昕说，古今成书之速者，未有如《元史》。的确，整部《元史》经过332天的编辑纂修而成书，速度是够快的，这与朱元璋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欲速则不达，《元史》的编辑质量是很成问题的，从编辑人员讲，前后工作缺乏连贯性，第二次参加者变化太大，他们对第一次的书稿缺乏认真的审定，在付梓之际不仅漏掉了许多重要事迹，而且仍保留原来的错误，并增加新的错误，加之编辑的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使编辑人员没有充裕的时间坐在冷板凳上进行认真的复核校对，并且元代“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14）。可见，元统治者对修撰实录的轻视，也是造成《元史》质量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朱元璋本人而言，虽励精图治，急于从中吸取为政的经验教训，“上（指朱元璋）见文深者，辄芟去。曰：‘恶用是，独即旧志为书可矣’。于是，诸生各茫然自失，懔不敢自见，又以笔削咸取上裁，不以诸儒生所不能为之病独据诸所移文，概誊取具，而著作之意荒矣”（15），《元史》以“芜杂缺略”、“文笔过陋”的面目问世，其质量不高屡遭后世学者非议，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的政治价值，这是中国编辑史上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但不管怎样，成书于明初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元史》，对朱元璋的为政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仍是不可低估的。
二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告诫百官说：他“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16）。然而，洪武时期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却日益猖獗，达到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腐倡廉的斗争中，朱元璋运用编书的教化功能，编刻了令各级官员必读的教科书，使之养成良好的政德。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儒臣编辑《女戒》书，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明令后妃毋得干政。为编好该书，他对参与编辑的儒臣翰林学士朱升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未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戒》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7）。规定编辑的方法是采择历代贤妃的善事，作为家庭教育的样板。他认为：“齐家治国之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18）。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放在首位，说明了当权者家庭教育的十分重要性，若皇室家庭以势压人，为所欲为，就达不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令尚书陶凯和礼部主事张筹等儒士对汉、唐以来藩王的善恶事迹进行搜集，凡是具有劝戒意义的典型材料和事例都加以选择，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对分封于边塞和内地的23个亲王进行教育，使之谨慎为政。后陶凯出任湖广参政，为不使该书的编辑工作中断，朱元璋又命秦府右傅文原吉和翰林修撰王僎等人续编，并对参与编辑的文臣诏曰：“朕与诸子，尝切谕之：举动戒其轻，言笑斥其妄，饮食教之节，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19）。书成后，朱元璋审阅并赐名《昭鉴录》，“昭”、“鉴”二字，实际就是该书的编辑特色。朱元璋为示重视，又亲自写序，说：“人虽至明，不免过误，若觉前误，修德消愆，子孙福也，已不省改，加之子孙，嚣嚚不律好还有日矣”（20）。并又让宋濂再为之作序，颁赐藩王、令其朝夕诵览，自我约束。同年7月，朱元璋令宋濂主持编辑《辨奸录》一书，对历代奸臣的恶言劣行编为一册，训示太子和诸亲王。朱元璋为巩固江山社稷，煞费苦心。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12月，又令儒臣纂辑《永鉴录》，用以训戒朝廷和诸王，对历代宗室和诸王为恶悖逆之事实，编成通俗易懂的书本，使诸王永远鉴戒。作为一面镜子，时时反省，常思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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