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郑樵在会通思想指导下，完成了一部《通志》，全书包括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一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凡二百卷。《通志》实际就是一部通史。虽然郑樵说：“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通志·总序》）而其损益很少，基本仍是正史的“旧文”，无甚新意。难怪梁启超对《通志》有这样的评价，“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现其有何等价值……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艺竟天之一慧星焉”（《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二十略所以得到如此称誉，是因为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本。郑樵说：“其五略（按即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通志·总序》）这话虽不免夸张，有不实之处，但氏族、金石、校雠等也确实是前代典志书中所没有的，这当然是郑樵的创新，这些创新拓宽了典志的范围，力图包罗天下一切知识。
在《通志》二十略中，《艺文略》与《校雠略》在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者是郑樵目录学的实践，后者是郑樵通过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目录学理论。另外，《金石略》、《图谱略》亦不能忽略，就内容而言，它们庶几可包含或部分包容在《艺文略》里，而郑樵将其单列，这对于文献学意味着什么？尚须研究。
《通志·艺文略》是根据《群书会记》改编而成的，郑樵在《上宰相书》中有交代，“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异乎诸之艺文”。作为史志目录，《艺文略》确实和以往的史志目录有很大不同。首先，《艺文略》既不象《汉书·艺文志》那样纪一代藏书之盛，也不同于《新唐书·艺文志》，兼纪一代著述之盛。《艺文略》不拘一代，而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他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曾谈及《艺文略》的著录范围：“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详查《艺文略》，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原则的。其次是分类，即类例。郑樵以为“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他认为“《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同上）。这就是说，以往的分类法，不论是六分还是四分，诸如此类，都被他所否定，他首用十二分法，即：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每类中又分小类，小类中又分种。例如经类，即又分《易》、《书》、《诗》、《春秋》、《春秋外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凡九小类，而每小类中又分种，如《易》类，即又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拟易》凡十六种，共著录书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郑樵分类图书，先分为十二大类（第一位类），再分小类（第二位类），而小类中又分种（第三位类），这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首创，这样的分类体系是合乎科学的。郑樵分类时强调“一类之书，当集在一起，不可有所间也”（《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十五篇》）这样便可“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使“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覩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六篇》）。事实证明，《艺文略》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经类《易》类中的《古易》，《艺文略》著录有《连山》十卷·《归藏》三卷、《三皇太古书》三卷。我们从而知道，所谓《古易经》只此三部，凡十六卷。又如《易》类中的《石经》，著录有《石经周易》十卷、《今字石经易篆》三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即可得知石刻《周易》当时亦只有三部。郑樵一向反对著录图书一一为之作提要或说明，他认为，图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他以为，“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以上引文皆见《校雠略·书有应释论一篇》）。遗憾的是，郑樵在这里并没有规定应释与不应释的标准，统观《艺文略》，大多只是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皆属不应释之列。考察那少量的应释条目，不难发现，解释的范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记存亡，如经类中的《易》类著录的《周易》十卷，下解为“汉曲台长孟喜章句，隋八卷，唐十卷”。又《周易》四卷，下解为“汉费直章句，费氏之学出于民间，不列学官，至唐其书始出”。二是解释书名、内容，如经类中的《孝经》类著录的《国语孝经》一卷，下解为“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国人”。又如小学类著录《三苍》三卷，下解为“郭璞撰。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从以上数例看，郑樵应释的对象不论解释的内容如何则都是前代的典籍，这很好理解，然而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作说明，交代书名的变化和取材范围，这三部书都撰成于当朝，它们的情况众所周知，没有必要作说明，尤其是在解释条目非常少的形势下，由此可以认为，郑樵不规定应释与不应释的标准，不论对于应释，还是对于不应释，都包含有很强的随意性，而缺少科学性。这样，尽管《艺文略》共著录了图书10912部，凡110972卷，基本相当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上5000卷）、《旧唐书·经籍志》（亦5000卷左右）、北宋三部国史之《艺文志》（著录图书7000卷左右）著录图书的总和（按，这个总和，应除去相互间的重复），其收书之广，可谓空前。但由于基本没有提要，其价值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这实在令人惋惜。
相对而言，《校雠略》的影响则要大得多。以性质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编目必先校雠，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后人仍然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如此，所以孔子有“杞不足征”之叹，但是从历史上看，不少亡书，只是散落在民间而已，实际并没有亡。郑樵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那么，怎样去收集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求书八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可以理解为，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门家去求。郑樵举了这些例子，“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其他类此。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玄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迻《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且如邢{K1D604.JPG}《周易例正义》，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同上）
所谓因地以求，即属于地方文献，则在其地以求之。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记》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同上）。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人和家乡。如“《钱氏庆系图》，可以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言》虽亡，君俞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存之，以其后居长乐”（同上）。这就是因家以求。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官府。如“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求之公”（同上）。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郑樵说：“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同上）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去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两，此则沈家旧物也，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此谓因人以求”（同上）。
所谓因代而求，即因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地说，“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同上）这就是说，凡近人之著作，只要努力，没有搜求不到的。
郑樵这求书八法，从不同角度讲求书，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郑樵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深知求书之甘苦，他这八法，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他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见《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这就是说，国家需要设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去民间求书，国家还需要设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对于搜罗文献会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尽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准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同上）。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至于“校书久任”，他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很显然，久司其职，则必使学而专，使校雠成为其专门之学，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在求书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有些书是“名亡而实不亡”，这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一种本来即根据另一书所编，故前书虽亡，而后书具在，则其书实不亡，例如《文言例》，其书虽亡，而《周易》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第二，一书已被它书所收，故虽亡而实不亡。如《名医别录》，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张频《礼粹》出于崔灵恩《三礼义宗》，有崔灵恩《三礼义宗》，则张频《礼粹》不亡。第三，一书内容为它书所包，如有《洪范三行传》，无《春秋灾异应录》可也，丁副《春秋三传同异字》，可见于杜预《释例》，这些都可称作“名亡而实不亡”。郑樵的书亡与不亡论，多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实际上，除了一书被它书所收，其它两种情况还大有可商榷之处。不错，《三礼目录》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可取诸十三代史，这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存的书，推知已佚书的大致内容，但好象不能就此即可得出这些书为“名亡而实不亡”的结论，况且正如章学诚所言，“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校雠通义·补郑》）而《十三代史目录》，据《通志·艺文略》所载就有两家，宗谏谏的为十卷，殷仲茂的为三卷，章学诚说：“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同上）章氏的驳斥无疑是有道理的。
文献典籍为什么会散佚？郑樵反对将此归咎于“秦火”之说。他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校雠略·秦不绝儒学论二篇》）因此，他以为，书籍之亡，“非秦人之亡也，学者自亡之耳”（同上）。他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也，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也，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见《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六篇》）
这里所谓的“类例”就是图书分类，他认为，分类不明确，即书之类例不明，妨碍了学之专，因而失去了“世守之能”，这样，书就很难不亡了。基于这种认识郑樵对古今书目，多有指责，特别对《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惟刘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缘刘氏章儒句之，胸中元无伦类。班固不知其失，是故后世亡书多，而学者不知源别”。（《校雠略·编书不明分类论三篇》）郑樵提到《汉书·艺文志》就更刻薄了，说什么“《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同上）。因之，他讥讽班固是“初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同上）。对于如此过分的讥评，清代学者章学诚大都予以驳斥，他说：“《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于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校雠通义》卷一《叙曰》）。“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班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校雠通义·补汉书艺文志》）。其实，刘向、刘歆父子著录图书，并不仅仅是为了部次甲乙。章学诚说：“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校雠通义·互著》）刘氏父子的目的，在于“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同上）章学诚还强调：“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究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同上）郑樵却以己之意，讥古人不明类例，“胸无伦类”，便不免有诬古人之嫌了。至于他说《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这的确是很正确的意见，但说《乐箴》当入杂家，却失之武断，因为班固本有自注，注云：“《太玄》十九，《法玄》十三，《乐》四，《箴》二。”则《乐》与《箴》乃二书，非一书也。郑樵既当二书为一书，是其并未见该书，并不知其为何书，而强为归类，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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